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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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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tonydflash.bbs@redbbs.cc.ntut.edu.tw (恭喜？)》之铭言：
>         朱元章创了许多让中国倒退的制度
>         比如因为自己学识不足而创八股文等
>         看来看去  明朝真的没个好样的皇帝～

八股文不是朱元璋创的.......

其实八股文对当时的考试还是有正面的意义

明代科举考试始於洪武三年（1370）的开科取士，其意在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

至洪武十七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

    八月初九日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

    字以上，未能者，许各减一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易》主程

    、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

    》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十二日第二场

    ，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场，试经

    、史、时务策五道，未能者许减二道，俱三百字以上。

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初场主要是以儒学典籍来测验士子对於经学

义理的理解能力，并进而阐发其间的微言大义以代圣立言； 次场则以朝廷文告写作以

及法令的裁判，来测验士子对於古今朝廷事务之了解以及对於辞汇掌握之能力；第三

场则以古今治道、学术之演变及其良莠，来测验士子对於历史事件的递嬗并提出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式，因此杨慎认为这三场考试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用意：「初场在通经而

明礼，次场在通古而瞻辞，末场在通今而知务」。

    在这样的科举制度设计里面，存在著一个不同於以往的设计，而这个设计就是"代

圣立言"的这一个问题。 所谓的"代圣立言"就是士子必须根据科考题目所涉及的内容，

模拟古人的语气，将题目中所蕴含的义理表达出来。因此，"代圣立言"所涉及的主要问

题在於对经典的诠释上面，这也就是说"代圣立言"所要追寻的乃在於经典义理的重现。

然而对於经典义理的诠释，各家有其不同的诠释途径以及理解方式，这是义理发展上的

必然趋势。但是这一趋势对於科举来说，便失去了其作为准则的规□，因而势必寻求一

个获得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解经权威准则，而这个准则即为自宋、元以来，在经学义理诠

释方面逐渐受到官方认可的程朱理学，如此一来在科举考试方面，才能站在一定客观的

基准点上达到其公平性的要求。 因此在永乐时期修撰的《五经大全》，如以科举制度的

发展来看，与其如顾炎武所质疑的「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

， 毋宁说它是经过宋、元以来，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的沈淀以及升华所得出的一

个共同的规□准则。

    然而以《五经大全》作为士子"代圣立言"的准则所在，虽然能够达到在科举功能上

对於公平准则的要求，但是这种做法对於士子的思想来说，为了达到对於儒学经典义理

的重现，士子在个人意识或思想上则必须完全放弃自我的自由意志，然後透过规训於程

朱理学之下的思想中介以及训练，以企求能达到圣人原意的呈现，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来说，等於是箝制了士子的个人思想，因而造成明初普遍习於成说的现象：

    …故使治经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说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於上；师之所教

    ，弟子之所以传於师，其说皆必出於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於是，由变礼易乐，叛

    於时王之法也，无所逃当世之责；师弟子所习而不出於是，其罪若伪符节尺量之罪

    也，徇於路者得而讥之。

因为科举制度上对於公平原则的追求，不仅窄化了明初的整个学术思想， 也连带的使

得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


    而在这种僵化的学术氛围之下，士人唯恐其所学与程、朱之□不契合，而入於异端

之列，因而唯程朱之式是依，故其於诸子学之观点亦因仍於程、朱，此中如明初大儒宋

濂、解缙以及薛□等皆是如此，其中宋濂、薛□之论说已见於前章所述，至於解缙之说

实亦与两者相捋：

    庄周之学入於□世，其出也荒唐而已；申韩之学入於刑名，其出也惨刻而已；苏张

    之学入於利害，其出也纵横而已，其为天下之害可胜言哉！

到了明代中期，由於社会上经过了长久稳定政治局势的休养生息，使得民间经济的发展

也获得了一定的舒展，人民的经济情况也因此而获得了改善，於是在科举的利诱之下有

能力参与科举考试的士子也逐渐增加，再加上官方对於士人的统治态度也由专制苛刻而

转趋於开明对待， 并进一步的对科举出身士人的重用，因此科举一途遂成为明代中期

以後士人奔竞於仕途的终南捷径。

    在士人参与科举逐年增加的情况之下，由於录取名额并未随其增加的比例调增，於

是在经年累月的淘汰之下，科举一途的竞争愈形激烈。此外，由於科考内容以《五经大

全》为准则，因此对於题目的设计，在先天上本就有其局限性存在。 而随著科举的一

再举行，在题目上也就不断的出现了重复的现象，於是士子准备科举只需针对会考的部

份即可， 是故；在典籍的编纂上也依照此一需求而进行编订，於是而有了"节本"经书

的出现。 在科举的激烈竞争以及场屋经义的吸引下，士子为求能尽速得第，因此对於

原本讲究心性涵养的程、朱义理之学也就不那麽注重了，於是程、朱义理之学转而变

成士人获取功名的工具。 在这种观念的演变下，读书的高低与德行修养的高下与否，

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辅相成的，而是逐渐分道扬镳。 於是自宋元以来诸儒在尊德

性与道问学孰先孰後以及比重上的争论上， 在科举的影响之下，逐渐转变成为以追求

功名的学问为重而不论及於尊德性，更有甚者则在追求功名的同时仅视学问为其获取

功名的工具而鲜以之□身。

    在科举场屋经义以及拟题对於科举公平性的冲击影响下，使得科举制度转而对於

书写格式有了严谨的要求，以企求在严谨格律的要求下来维护科举的公平性。 基於

以上的要求，於是在成化（1464-1487）年间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见下引文）、

步骤的八股文为取士准则的方式。 而所谓的八股文，其内在的意义依据江国霖的说

法为：
      制义者；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要其取於心

      注於手，出奇翻新，境最无穷。

而俞桐川的解释则为：

       裁六经题以为制艺，独重於科目者，为其明义理、切伦常，实可见诸行事，

       非若策论之功利，辞赋之浮华而已。

这里所谓的制义以及制艺，指的就是八股文（或称为举子业、举业、经义、时文、

四书文）。而由文中所叙述，则可知八股文乃是撷取了科举制度上所出现文体的精华

而成的一种新文体。

    八股文的主要形式依据蔡元培的话来说即是：「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上两

句，把题目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及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

，乃试作起讲，大约十馀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後，

先作领题，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後作一结论。由简而

繁，乃是一种作文的方法」。 由於在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讲、八股、四比等的承先

启後的要求下，使得八股文具有策论般反覆论说的写作形态，并且须在一定的格律之

下进行；另外在对句的要求之下，使得八股文又具有律赋以及骈文的格式。 因此；由

於在科举考试中以所谓模仿古人语气以代圣立言的作法而论，其在语言的使用上本就

具有仿古的倾向，而八股文在格式的对仗以及声韵方面的要求上，又近於汉赋、魏晋

骈文以及隋唐律赋的形式，因而更加强了八股文仿古的倾向。

    然而由於八股文本身注重於文章外在形式的表现，因此对於文章章法的结构以及

格调的流畅便特别的著重，故而就其章法结构来说则要求文章组织脉络的缜密以及说

理条贯，而在格调上的要求则要浑灏流转。换句话来说，八股文所讲究的乃是修辞学

上所谓的统一性以及连贯性。 而这种对於文章修辞学上的注重，必然使得原本著重

在敷衍经义义理的举业文章流於附庸的地位：

      而论经义者以推王守溪（王鏊）为大家之宗。守溪止能排当停匀，为三间五架

      ，一衙官廨宇耳；但令依仿，即得不甚相远；大义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

      束缚天下文人学者一徽□而已。陋儒喜其有墙可循以走，翕然以「大家」归之

      ，三百馀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後人笑一代无有眼人乎？

因此在八股文出现之後，由於在文章结构上有了可以遵循的章法，故而士子便转而特

别的重视文章本身的文理、文气、文法以及神韵：

      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

      者也。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後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

      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

而有明一代的举业文章的体裁格式也以此为分界点，而逐步走向鼎盛的局面以及後来

的诡谲多变的文风：

      自洪武以迄化、治百馀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墨绳谨守，

      尺寸不逾，所谓浑浑噩噩太璞不雕，而简要亲切有精彩者为贵，其直写《传》

      、《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意义无别者其蔽也。至正嘉作者，始能

      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鬯，光华发越，气格深严，为

      明文之极盛。……嘉靖末造流于冗蔓，熙甫（归有光）起而振之。隆、万人规

      方为员，兼讲机法，务为灵变。……天、崇诸家……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

      载籍雕镂物情。

由於八股文本为科举追求公平性之下所产生的，但却因过於著重在外在形式上的表现

，这反而使得科举考试由经学义理的敷衍转而著重在文章外在的结构问题上。 而这

种结构性问题的产生以及演变，在科举文柄逐渐掌握在主考官身上时，便容易造成因

主其事者的喜好而影响到一时的风气，此中如邱□对於南京文风的影响：

      时经生文尚险怪，□主南畿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

      诫，返文体於正。

王鏊对於弘治、正德之际文体的变革：

      少善制举义，後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

      正间，文体为一变。

霍韬对於嘉靖年间文体的影响：

      霍韬己丑（1529）主考会试，□内外弊铲革殆尽，文体为之一变。

以及後来的李春芳对於隆庆年间文风的影响：

      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於是隆庆戊辰（1568），论语程义，首开宗门

      ，意端兆於此矣！此後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

      诋程朱。近复佐以诸子百家管商杂霸之说，故去理愈远。

都是主司其事者之喜好足以影响一时风气的明证。而艾南英则以为形成这一现象的主

因在於对於文章的写作方式本有「平、奇、虚、实、烦、简、浓、淡」等等不同写作

风格的差异，而主司也因之而有个人喜好度的不同，故而对於文章的取舍也就不尽然

相同了，是故「取必於一流之材，则虽宿学不能无恐」。 至此本为追求公平性原则而

产生的八股文，最後却演变而为个人主观性颇强的文章取舍，使得士子准备应试时更须

针对的主司的喜好著手以搏求一第。

(中略)


    在八股文对於外在形式上的学古以及炫奇风尚的追求之下，使得士人逐渐重视秦汉

典籍於时文方面的运用，因此此时编纂的诸子学书籍也以尽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为首要

，於是因而逐渐产生了对於古籍进行文章行文脉络的文理、文气以及文法、文句的评点

书籍，此中如沈津《百家类纂》、陆可教、李廷机《诸子玄言评苑》、陈深《诸子品节

》、焦□、翁正春、朱之蕃《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焦□、翁正春

《新锲二太史汇选注释九子全书正集》、归有光、文震孟《诸子汇函》、陈仁锡《诸子

奇赏》、郭伟《新锲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谭元春《庄子南华真经评》、孙□

、锺之衣《六子全书》、孙□《庄子南华经评》、锺惺《老子文归》、陈继儒《老子

隽》等等书籍的产生皆是为应科举需求而为之评点，而其中更不乏高标以状元、进士

、太史等等高明之士所汇选之作或者以制艺大家（如归有光、孙□）评点以吸引士子

注意的市场行销手法取向。 同时由於此时士人对於先秦子学的著重，因而也连带的

使得科举应用书籍的编纂方式也因之而改变，因此如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

列为科举用书的书籍为例， 则黎尧卿《诸子篡要》及焦□等所辑《新锲翰林三状元

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二十卷》等两书分别代表两个不同时期的科考应用书籍， 而

《诸子篡要》前提为癸丑（1493）进士黎尧卿辑，至於《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

子品汇释评二十卷》则迳标以翰林三状元（焦□万历十七年状元、翁正春万历二十年

状元、朱之蕃万历二十三年状元），另以李廷机（万历十一年进士）为序，为其共同

点外，两书在取样的标准上则差距颇大，如黎书首编以周敦颐等宋学为正宗之起始，

次编则为老子、孔丛子等，是则可以想见此一时期举业之文仍以程朱为主，而杂以诸

子之学为辅，故而其书之形式仍以纂辑为要。然而到了焦氏等人所编之书，则以老庄

为文章鼻祖、次而荀子、淮南子等等先秦以至魏晋诸子为主，但仍以评点诸子文章为

要。而由与焦氏等人所编之书同时期出现的如叶向高《诸子品粹》、归有光、文震孟

《诸子汇函》，以及先前的陈深《诸子品节》、杨起元《诸经品节》等书亦皆是以先

秦子学为主，是则可以推见此一时期诸子学之盛况。而自此以下以至於崇祯二年、五

年的科举考试之中更是以能用子史为文者皆中第：

      迩来圣天子登极（崇祯），文运中典经，生子翕然崇正学，士习丕变，壬戌

      （1622）、乙丑（1625）两科会场中，能用子史者咸入彀。

是则可以推见晚明诸子学之昌盛，故而查继佐谓其时"风气酷尚诸子而文理诡谲"，

除了受後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之外，科举或为其原因之一吧！

    科举考试由唐、宋时期的重视个人才气的诗赋、策论转而为明代的以《五经大全》

的儒学经义为主，乃是科举制度为追求公平原则的落实。但是由於考试□围的限定化以

及题目的不断重复，再加上参与科举考试的人数大幅的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质参差

不齐以及废书不观等平均水平大幅下落的现象。而为了解决这一经由科举市场决定政府

人材来源所必须承受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於是在科举题目上出现了截题、搭题以及

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综合了诗赋、策论的八股文等应变措施，这也就是说士子对於题目

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在八股文章的写作能力上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进

一步的获取考官的青睐。然而由於八股文在文章的写作形式上较近於古文，以及文好新

奇的取向，因而在一股学古以及炫奇的风尚带动下，连带的使得一些尘淹已久的古学得

以复苏，而先秦子学也由於与儒学六经之道在年代上较近，以及与八股文之格律、议论

的要求相近，因而得以受到更多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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