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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史记的命运与史学的变化 将无同(胡宝国) 北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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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命运与史学的变化 将无同(胡宝国) 北大往复论坛转载

《史记》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较早的时期,它的命运却并非如此。东
汉班固曾经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汉书.司马迁传》)唐初,《隋书.
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
“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当然,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
“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
而事核。”(《後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
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
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

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
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
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
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後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
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於说到简约,那也不
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
《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
态度大不相同。

我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曾经说:“古代史学与现代史学是不一样的。
现代史学是以解释为主,以叙述为辅;而古代史学则是以叙述为主,以解释为辅。”
当时这样说是为了说明史书中“史论”部分的重要性。现在讨论古人、今人对《史
记》的评价问题,这段话同样有用。萧统《文选》序称史书为“记事之史,系年
之书”。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既然史书主
要就是“记事”、“叙事”,那?其中文字表达如何、事情叙述得是否真实可靠自然
就成了衡量其优劣的重要尺度。前引汉晋人所谓“文直事核”就是在强调这两个方
面。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
《□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
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离娄下》) 按此,在“文”与“事”之外,史书还涉及到
“义”的问题。那?,什?是“义”呢?简单地说,所谓“义”就是指通过“奖善惩恶”,
从而使得“乱臣贼子惧”。这是孔子改编《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马迁说:“《春
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

总之,“事”、“文”、“义”三项是古代史学评论最关注的内容。明白了这一点,就
比较容易理解汉唐人对《史记》为何评价不高了。按当时人看,《史记》在“事”
的方面尽管也不错,但并不突出,甚至还不如《汉书》。东汉王充说:“班叔皮续
谈《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
(《论衡.超奇》)如果从“义”的方面看,《史记》问题就更多了,“论大道则先黄
老而後六经”,在汉儒看来实属“不义”。

那?,今人为什?会特别看重《史记》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首先,
我们非常重视史学史上新体裁的开创,而《史记》正是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体
裁。这是一个里程碑,由此一路下来纪传体史书绵延不绝。但是,让当时人具有
我们这样的认识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无法预料以後的史学发展状?。此外,
我们重视《史记》,还在於司马迁的著史目的,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几乎所有研究《史记》的学者都会提到这句话。这是为什?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史学是以解释为主,我们最看重的是对历史的解释,而司马迁的
这句话正表现出强烈的解释历史的愿望。这个特点在《史记》中时常可以看到。
《史记.六国年表序》: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於戎翟,至献公之後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
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
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
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於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
兴,汉之兴自蜀汉。

《史记.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
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
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记.伯夷列传》: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行如此
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
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
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
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後出言,行
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
邪非邪?

我们看到,在“事”、“文”、“义”这些常规的套路之外,司马迁脑子中还有很多“问
题”存在。他试图对历史问题提出解释。在解释不了的时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
惑写出来。在解释重於叙述的今天,这些特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们的赞叹。但
是,在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时代,他的这些思考、这些议论却不可能受
到太多的关注。刘知几说:“史之有论,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论
赞》)他虽然在讨论史论的问题,但著眼点还是在“事”,并没有理解到“史之有论”
的真正价值。

总之,因为我们与古人对史学的理解不同,所以对《史记》的评价也不同。但是,
若追根寻源,我们其实也并不是最早给予《史记》以很高评价的,大约从宋代开
始,人们对《史记》的评价就逐渐有了变化。吕祖谦称赞司马迁“高气绝识,包
举广而兴寄深,後之为史者,殊未易窥其涯□似也。”(《大事记解题》卷一二)
郑樵评价《史记》说:“会通之义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
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後,惟有此作。……自《春秋》之後,惟《史记》擅制
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通志》
总序)马端临说:“《诗》、《书》、《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
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後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
然自班孟坚而後,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
章学诚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围千古,牢笼百家者,
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 (《文史
通义.申郑》)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
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

宋代史家有追求会通的风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通贯性的著作,郑樵的《通
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都是通贯性的著作。他们从会通的角度看《史记》,
自然会给予司马迁以很高的评价。与之不同,清人评价从体例上著眼,也容易理
解。到清代,纪传体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饮水思源,认识到《史记》的开创
之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就《史记》的命运而言,这篇短文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史记》地位在宋以後
的变化却也在提醒著我们,宋以後的史学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呢?这个
问题比《史记》的命运更有趣味。

对宋代史学,前辈学者评价很高。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中国史学莫盛於宋。”
(《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但是,宋代史学究竟在哪些方
面展现出了它超越前代的独特风采呢?陈寅恪先生并没有解释。

分析史学变化,不能不特别注意体裁问题,因为古代史学的变化往往表现为叙述
体裁的变化。从《左传》到《史记》,体裁发生了变化,从《史记》到《通典》,
体裁又发生了变化。就体裁而言,宋代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陈寅恪先生在《唐
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中说:“夫吾国旧史多属於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
书,尤为空前杰作。”与《春秋》、《左传》、《汉纪》、《後汉纪》等此前的编年体
史著相比,《通鉴》的成就的确是空前的。更为重要的是,《通鉴》还引发出了新
的史书体裁,如朱熹的《通鉴纲目》、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都是因《通鉴》
而来。王树民先生说“在唐代以前,史书体裁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二种,杜佑撰
成《通典》後,增加了典制体,并衍生了会要体,北宋司马光撰成《通鉴》後,
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在史书编纂学中几种重要体
裁,至此已告齐全。”(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我觉得“重要体裁”的齐全是
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著以“叙述”为主的史学著作在体裁上已经很难再变出什?
新的花样了,同时也预示著我们如果继续用“体裁变化”□□“史学发展”这个模式
来观察以後的史学变化,必定会感到十分茫然。

依我们的“後见之明”,在传统的“叙述”之外,宋代史学还存在著一些其他的可走
之路。这些路可能起初并不很显眼,但在以後的岁月□会越走越宽广。我们知道,
司马光写《通鉴》时,还写了三十卷的《通鉴考异》。在《考异》中,司马光对
他所依据的各种史料仔细对比,详加考证,最终确定史料的取舍,并把取舍的理
由写下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宋代有考据的风气,除司马光《考异》外,如刘□
的《东汉刊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考证》、
《汉制考》等等,也都是这方面的著作。此外,如洪迈、叶适也都有考据之作。
梁?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经说:“《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
其实,这“先导”当中也应包括宋代其它的考据著作。今人编写的各种古代史学史
书籍在介绍《资治通鉴》时,《考异》总是会被提及的,但并非重点。从史学演
变的角度看,《考异》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在《通鉴》之下。如果说《通鉴》是旧
有编年体史书的最高峰,是对过去的总结,那?《考异》则更多地是指向了未来。

宋代读史风气浓厚,有关读史方法的议论也很多。程颐说:“凡读史,不徒要记
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程氏遗书》十八)朱熹说:“读史当
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卷十一)吕祖谦说:“读史先
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
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
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东莱文集.别集》卷十四,《读书杂
记三.读史纲目》)与前代相比,宋代学者的这些议论很新鲜。他们关注的是应
该如何分析史书中所记载的历史,而不再是仅仅从文本的角度去评价史书的“其
事”、“其文”。宋代学者的这些读史心得很多都被记录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单独
的一类史学著作。在《四库提要》史评类著作中,唐代只有《史通》一部,而宋
代则明显增多,如《唐鉴》、《唐史论断》、《通鉴问疑》、《三国杂事》、《涉史随笔》、
《六朝通鉴博议》、《两汉笔记》以及《存目》中的胡寅《读史管见》等等均属此
类著作。此外,如三苏的史论也很著名,只是没有单独成书而已。史论,古已有
之,《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一直到《通鉴》的“臣光曰”都是史
论。但这些史论都是附著在史书上面的,而宋代的变化则是出现了大量脱离了史
书的独立的史论之作(前代也有独立的史论,如诸葛亮《论前汉事》,但数量很
少)。这实际上与前述考异的情形一样。考据也是古已有之,在以往史家写史的
时候,也必定会在史料的鉴别取舍上面下一番功夫,在注释家的注释中也或多或
少总有一些考据的成分,但将这些考据成果独立成书,也是宋代才有的现象。考
据、史论渐渐从史书内部分离出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它说明史学在“叙
述”之外,又有新的领域出现了。这些领域到明清就逐渐成了史学当中最引人注
目的部分。

除考据、史论之外,宋代还有一部书很值得分析,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宋史》袁枢本传称:“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
贯通之。”他是怎样“区别其事”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通鉴》卷九至卷六十八
记载两汉历史,袁枢则将其分为《高祖灭楚》、《诸将之叛》、《匈奴和亲》、《诸吕
之变》等四十三事。这些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事”,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
在诱导著“问题”的出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对《纪事本末》体大加赞赏。
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
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於纪传,事豁於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
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史通义.书教下》)余英时先生对章氏这段话有过分
析。他在讨论章学诚与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时说:“柯灵乌颇赞同艾克顿的名言,
以为科学的历史家当‘研究问题而不是时代’。这一点也恰恰与章氏的观点若合符
节。我们知道,章氏曾对袁枢的《纪事本末》体裁特致赞扬。……袁氏之体裁正
合乎西方近代史学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别欣赏之一点。‘因事
命篇,不为常格’正是‘研究问题’这一观念的实际表现。” (《论戴震与章学诚》)
从客观上看,纪事本末体确实具有这样的特点。历史上哪些事件是具有决定意义
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是什??当史家试图把“历史”组织为“事
件”时,这些问题便不能不考虑。可见,在史家选择“事件”的时候,“问题”已经
是呼之欲出了。

其实,即使不谈纪事本末体,前面所引的宋代学者的几段话也能反映出史学的发
展趋势。不论程颐、朱熹,还是吕祖谦,他们谈论的都是“读史”应该如何如何。
“读史”,已经不属於“撰写”;“读史”强调的是读史者应该如何理解历史。质言之,
“读史”者已经展现出了一个“研究”者的姿态。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强烈的“问题
意识”。我们看苏轼的一段议论。他在讨论“历代世变”时说:“秦以暴虐,焚诗书
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虽未知圣人,然学宗经
师、有识义理者?,故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族继起,不得不废经术,褒尚
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能不节之以礼,遂至於苦节。苦节之
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晋、魏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
礼法既亡,与夷狄同,故五胡乱华。”(《苏轼集》)这段议论有的地方有道理,
有的地方则有些荒唐。但不论怎样,苏轼的意图还是能看得很清楚的。他的意图
就是希望能?寻找到秦汉魏晋历史变化的逻辑。我们再看马端临的一段话。他在
《文献通考》自序中说:“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馀年之事迹,十七史
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後学者开卷之馀,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於理乱兴衰,而略
於典章经制,……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
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
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 这段
议论很见水平。他把政治史与制度史做了明确区分,认为“理乱兴衰”的政治是“不
相因”的,而“典章经制”则是“相因”的。能?考虑到政治与制度的不同,并进而
指出其各自特徵是“不相因”与“相因”,这样的思想实在是有相当深度了。它使以
往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旧史学黯然失色。

我们接著讨论体裁的问题。如上所述,宋代以後,已经很难有新体裁出现了,这
个变化在今人的史学史研究著作中也有反映。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讲
完《文献通考》後,接著讲《明儒学案》。他开头的说明很有意思。他说:“此下
我们讲明代,我想特别只举出一部书,即是黄梨洲(宗羲)的《明儒学案》。实
际,《明儒学案》已不是明代的书,这书在清代才完成。这样讲来,我就在明代
想不出举哪一部书来作史学名著讲。”钱穆讲中国史学名著,偏重的是史学著作
的新体裁。我们知道,就传统体裁而言,明代当然也还有很多史学著作写成,如
《元史》、《明实录》、《国榷》等等,但若从新体裁的角度看,钱穆却难以找到一
部值得讲的书,不得已只好讲清代才完成的《明儒学案》。再往後,钱穆又讲了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已经不属於叙述历史
的著作了。不仅钱穆如此,一般史学史著作在写到这一时期也会发生某种改变,
介绍的重点除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外,往往就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
炎武的《日知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
《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等。这些书都不是叙述历史的著作。
它们接续了宋代传统,要?是考史,要?是论史,要?是二者兼而有之。史学史
研究者的不自觉选择无异於告诉我们,那些继续撰写著的以“叙述”为主的传统史
学著作已经不能代表这个时期史学的最高成就了,而考史、论史则渐渐成为史学
的重点。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东汉功臣多近儒”、
“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周隋唐皆出自武川”等许多条目,都反映出他的问题意
识已经十分强烈。李慈铭评论说:“其书以议论为主,……盖不以考核见长。”
(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直到现在,很多研究者仍然可以从赵翼的“问
题”中获得?发。

总而言之,宋代以後,虽然传统的“叙述”历史的著作依旧浩浩荡荡,但是在“重
要体裁”基本齐全的形势下,这个方面已经难有大进展了。史学若求新变,必须
另觅新途。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考史、论史见长的史家变得日益醒目了。如
果这些认识无大错,则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在“叙述”历史与“解释”历史之间,存
在著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徵就是考史、论史。

宋代以後的史学演变非常复杂,远非这篇小文所能容纳,上述想法充其量只是一
个大胆的“猜想”而已。以过分简化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问题是十分危险的,我之
所以明知故犯,或许只是因为内心深处存在著一种“猜想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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