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旨在复兴基督福音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美国兴
起，各教派纷纷成立海外布道事工。一八一○年，“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成立。
两年後，派遣传教士赴印度传教，开启了美国向远东的宣教。 一八三○年二月
十九日，传教士裨治文（James Bridgman）与雅裨理（Rev. David Abeel）受美部
会差派，乘美国商人的船只抵达澳门，拉开了美国对华传教的帷幕。

美部会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比较重视出版书刊、医药传道等活动，注重与满清仕
绅的交往与接触。


裨治文与林则徐

雅裨理由於身体因素，在华传教时间并不长，而裨治文除於一八五二年曾回美四
个月之外，在华服务达三十年之久，其中十七年在广州，十三年在上海。而一八
三○ 年至一八四七年间，适逢中国近代史的发端。裨治文除传教外，还参与了
英文刊物《The Chinese Repository》（译为《中华丛报》、《中华丛刊》或《中
国丛报》）的出版，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政治、风土人情和文化等。这本刊
物自一八三二年五月出版，到一八五一年八月停刊，前後二十年，合共二十大册。
内有论说、书评、报导、时事、宗教消息等，各类文章共一千三百七十八篇。裨
治文本人就写了三百五十篇，可算是该丛报的主力撰稿者。

裨治文还参与教育和医疗的活动，他参与创办并负责“中国益智会”、“马礼逊
教育会”等教育机构，旨在将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艺介绍给中国。他也是发起医
疗传教的人士之一，担任过中华医疗传道会的副主席。除办报、教育与医药传教
等活动外，他也曾与林则徐、耆英有所接触，并担任过负责签订《望厦条约》的
美国特使顾盛（Caleb Cushing）之译员，实为早期中美关系的重要人物。

在林则徐开展禁烟运动前後，裨治文主编的《中华丛报》，从宗教信仰立场极力
反对鸦片贸易，谴责烟贩，为中国政府禁烟运动辩护。一八三六到一八四○年，
禁烟问题最突出的几年里，《中华丛报》发表了四十八篇有关鸦片问题的专题文
章，有相当部分是谴责鸦片贸易的，其中裨治文就写了十五篇。林则徐在粤禁烟，
曾令人翻译西书西报，以窥测西人情势与舆论，而以翻译《中华丛报》最多，辑
为《澳门月报》。

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是裨治文的学生，随裨治文学习八年，精通英文，在林则徐到
粤後，为林氏翻译，藉梁进德关系，林氏对裨治文主张禁烟言论认识固多，一八
三九年六月十五日林氏在虎门销毁鸦片，裨治文也被邀到场参观。裨治文对林的
销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其全部工作进行中所凭藉之严谨与忠诚的态度，实
远出於我们意想之外，我们无想世上可有比这更见忠诚执行的任何事业。” 4

裨治文在《中华丛报》上反对鸦片贸易的言论，及其对禁烟行动的支援与宣传，
无疑使林氏觉得其禁烟行动得到西方“正经商人”等舆论之认同。是以林则徐之
坚决禁烟，与裨治文的交往有关。而美商亦通过裨治文了解，林氏虽坚决打击鸦
片贸易，却保护正当商人，於是安心从事中美商贸往来。美部会传教士经常把“关
於鸦片贸易种种弊害的报告”发回国内，这些报告是形成国内舆论的有力因素，
在鸦片战争前後，美国屡次向中国政府表示不支援鸦片贸易，就是最好的证明。


伯驾与林则徐、潘仕成、耆英

第一个来华传教的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一八三四年十月抵达广州，第二年
在广州开办眼科诊所，名新豆栏医局，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西式医院。伯驾的
外科手术效果显著，加之分文不取地治病给药，深得当地官绅商民信赖。根据伯
驾的报告，开办的头三个月中，他收治了九百二十五人，一年後超过二千人。以
後逐年增加，到一八三九年底，收治的病人达七千人。这些人主要是下层乡民，
但在其声誉得到传播後，一些官员也前来就医。5

林则徐本来患有疝病，到任广州後，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苦不堪言，听说伯
驾的名气後，想请他治病，但碍於朝廷命官身份，不便迁就。於是，伯驾特地为
林建了一张编号为6565的病历卡，此卡不仅记载了伯驾对林的资料方案，也记载
了林曾请伯驾译述瑞士人滑达尔（Emeric de Vattel）所撰的《各国律例》，并讨
教鸦片对人体的危害，及治疗鸦片烟瘾的方法等。显然，林则徐是想通过和伯驾
接触，增加他执行禁烟任务的能力。伯驾答应帮助翻译《各国律例》中的相关内
容，还主动送林氏一份地图、一本地理书和一个地球仪。据魏源《海国图志》所
载，伯驾翻译的《各国律例》皆为节译，因与禁烟有关，对於林则徐了解世界法
律惯例，处理中英外交事务很有帮助，可谓中国最早的国际法译本。6

随著中英关系渐趋紧张，伯驾抓住给林则徐治病的特殊机遇，写了一封信给林
氏，企图调停中英冲突。信中提及，由於林则徐对“外国的法律和外国的强大”
茫然不知，“采取了与友好国家习俗相冲突的措施，在不适当的程度上冒犯了英
国”。伯驾觉得，必须用条约来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不过，林则徐并未重视
这封信。林氏虽然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他对世界的认识，还没到
接受与“英夷”或“美夷”订立条约的地步，客观上更没有这样做的国内政治环
境。

通过治病，伯驾与清政府的官员潘仕成、耆英均有交往。潘仕成原本为十三行商
人，因“与米利坚商人颇多熟悉，亦素为该国夷人所敬重”7，而被耆英调至衙
署专理夷务，他後来还参加了《望厦条约》的一系列谈判。潘仕成本人及父母都
曾是伯驾的病人，8 对伯驾怀有感激之情。两广总督耆英也是伯驾的病人。据记
载，耆英因患皮肤病，曾通过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请伯驾帮助医疗，後又派随从
向伯驾讲述病情。伯驾精心为他配好药方，使其病情明显好转。耆英多次在公众
场合赞美医药传教，并手书条幅“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赠给伯驾。9


雅裨理与徐继畲

徐继畲在鸦片战争後不久任职广州按察使。他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出版《瀛
环志略》，这是中国第一部关於世界地理的书籍，该书采集西方地理的资料和方
法，详细介绍世界各地真貌，客观?述列国政情，打破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
观念。

最早来华的传教士雅裨理，由於身体的缘故，到爪哇、南洋等地传教。第一次返
美述职後，又二度来华，在澳门、广州都有逗留，他是第一个进入闽南传教的人，

一八四三年迁往厦门定居。

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徐在厦门会晤了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葛□布
（H.Gribble），因雅裨理通晓华文华语和闽南方言，故充当徐氏与葛□布的译员，
他藉机送一些宗教书报，希望向徐氏传扬基督信仰，却由此开始与徐氏的数次交
往。雅裨理认为，“（徐氏）是我迄今见过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人。
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後，我们提出，拿一本地图集，向他说明最感兴趣的各
地方和区域。对此，他欣然表示赞同。”

及至《瀛环志略》出版，全书载有雅裨理一名计有九次，其中有五则提述雅氏之
意见。10而徐继畲撰写考略之时，论及美国民主政制及对华盛顿的赞辞，更非参
引他书，而是雅裨理牧师直接的传授。11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认
为，徐继畲是“满清官僚政治下，具有外国人和他同僚都可接受的美德的夷务专
家，真诚的学者官员之一。徐在福建承担与夷人联系的重大责任，远远超出他的
实际职位。”12

雅裨理於一八四四年十二月返美，一八四六年九月病逝於纽约。


卫三畏与中美《天津条约》

一八三三年，美部会派遣传教士卫三畏（S.W. Williams）来华。卫三畏一度在广
州主持《中华丛报》的出版，他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百一十四篇文章，篇数仅次裨
治文。他还编《广东方言发音字典》、《中文音节字典》和《中国总论》等，这
些书籍被当时的外国人视为研究中国的必备工具之书。卫三畏後来又去日本等
地，一八五六年第二次来华後，辞去传教士之职，专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秘书兼
翻译，完全从事美国对华外交事务。卫三畏在华任美国政府的外交官员达二十年
之久。

一八五八年，卫三畏和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一起担任美国首任驻华
公使列卫廉（William B. Reed）的译员，参与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并
在条约的签订中起了重要作用。卫三畏回忆说：“感谢上帝，我终於在条约中争
取到这一权利。在这问题上，我们可谓开风气之先，当时中外签订的其他条约中
是没有的……後来，中英条约中关於宗教问题的条款，就是仿照我们这一条制定
的。”13


丁韪良的外交活动

一八五○年，丁韪良二十三岁，奉差派与其哥哥一起携妻子来华传教。他首抵广
州，略作逗留後，旋即抵宁波，自此以後，他在中国六十馀年。

丁韪良在中国的工作分为几方面：一是传教，最初十年（1850~1860年）以在宁
波传教为主，14但成效不太大。二是译介工作，一八六二年，丁韪良在上海著手
翻译美国法学家惠顿（Wheaton）的《国际法精意》，一八六四年冬天，该书以
《万国公法》为名刊行，是晚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家法的译著。丁韪良呈送此书
三百部给总理衙门，该书的翻译出版影响深远，对中、日、韩三国国际法知识的
获得及译名的确立，均产生了很大作用。

三是从事教育工作，丁韪良曾在北京开办教会学校，但由於各种原因而不太理
想。满清政府设立同文馆後，他担任第三任英文总教习。同文馆为新式教育的先
驱，其在中国教育史上自有一定地位。戊戌维新期间，满清政府又设立了京师大
学堂，被赏为二品顶戴的丁韪良，又被聘请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虽然只有短
短几年，他一直都是尽心竭力。四是作为美国政府的译员，短短两年参与了美国
的对华外交工作，主要是参与签定中美《天津条约》和一八五八至一八六○年的
两次英法联军之役的交涉事务等。

一八五九年初，美国新任公使华若翰再次相邀丁韪良加入使团服务，丁韪良在使
团任翻译期间，比谁都更忙，因为他总是在谈判□暇时，向清廷官员散发自撰的
《天道溯源》，讲述基督福音。他还以多年经验向华若翰保证“我的经验是，我
和中国人越自由地谈论宗教问题，他们就会表现得越加友好。”丁韪良於一九一
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病逝北京。

传教士来华本以传播基督福音为重，但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由於时代与客观条件
的限制，传教果效并不大，但他们在中美文化交流，尤其在政治与外交关系上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许是其始料不及的。


作者为广州华南师□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恩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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