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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 袁伟时 史 …
#1
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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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
□□答《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袁伟时

  《冰点》3月1日复刊,发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2006
年3月1日《冰点》,以下简称《反》文),批判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006年1月11日《冰点》),拜读以後,留下四个突出印象:一是力求摆脱
拙作惹事以来席卷朝野的打棍子、戴帽子的文革遗风,回归学术讨论的常规;其
中夹杂一些引起不少读者不满的非学术用语,可以理解为环境和习惯使然,不必
苛责。二是史实错误很多。三是论断未能深思熟虑,逻辑混乱。四是集中了半个
多世纪为义和团辩护的各种论据。

  当前的辩论,实质是坚持还是摒弃左毒之争。作为研究19、20世纪中国史
的学人,有责任针对这些观点,提供史实,为拨乱反正略尽绵薄,让广大读者在
比较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反帝反封建”的两种扭曲

  家国之恋和喜爱自由,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感情。同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帝
反封建”对多数中国人说来,本来是人之常情,愿意投靠外国反动势力出卖国家
利益,或甘心做奴隶、奴才的是极少数。但是,有两个现象极为值得重视:一是
有些枭雄、权奸以“爱国”名义欺世盗名,以国家、民族的化身自居□□“朕即
国家”,掩盖其专制独裁统治和其他倒行逆施。二是20世纪下半叶以降,有些
人动辄斥责别人不爱国甚至卖国,为帝国主义或其他反动势力服务。他们以为,
只要挥起“爱国”这条大棒,自己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可以压得别人服服帖
帖。一大批有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因此饱受冤屈,甚至家破人亡。

  《反》文再次提起“反帝反封建”这个话题,仿佛拙作离开“主题”,否定
了“反帝反封建”。因此,我们的讨论必须从什?是反帝反封建这个常识性问题
开始(秦统一後是不是封建制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文采用中国大陆的习惯
说法),以免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再次沦为棒下冤魂。

  首先应该指出,19、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反帝、反封建是
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有其他手段)。这一时期的许多悲剧,都与漠视这一主
题息息相关;也只有在这个主题统领下,才能正确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反
帝”的内涵是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封建”的本义是让国民从前
现代的压迫、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现代公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并相应建立民主、
法治的制度予於切实的保障。两者应该密切结合,以免“爱国主义”为别有用心
之人所利用。这些本来不易产生歧义,但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种种不应有的扭
曲,《反》文是体现这些扭曲的新例。

  第一种是对内涵的扭曲。

  例如:《反》文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有个概括:“前109年是争取国家
独立的历史,後56年,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而对前109年(1840
-1949)的诠释是“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这样的诠释简单明了,但有
两点令人生疑:

  一是按照中国大陆的习惯,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执政者,都不是“人
民群众”,於是,立即出现一个问题:收回山东权益、治外法权、租界、关税自
主权是不是“反帝”□□维护国家独立的具体内容?以二百位将军和百万大军
的鲜血为代价抗击日本侵略者,算不算“反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些却是
记录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名下的历史,《反》文的概括显然与实际情况不
符。

  二是“前109年”是不是对“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无所作为呢?“在
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1912至1936年间
则为9.2%;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 用日本著
名中国经济史学家的话来说是:“中国已经踏上以工业化为轴心的‘中进资本主
义’之路,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的环
境下取得的;有历史和经济学常识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不俗的成绩。

  多年来,有些历史书的可信度一再受到质疑,根源就在除“人民群众”的革
命造反行动外,统统视而不见!《反》文对反帝反封建的诠释,不是自己发明的;
尽管如此,传播左毒的责任是推不掉的。

  至於对民主、法治内涵的扭曲,更是俯拾皆是。有的把民主说成是领导者的
“作风”。有的只提民主决策的程序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抹煞现代民主的前提和
目的是公民的自由。法治及其运作的基础□□司法独立则长期被视作资产阶级的
谬说。《反》文对这些都是讳莫如深的。

  第二种扭曲来自概念和逻辑混乱不清。

  要不要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为何);什?环境下反侵略、维护国家主
权(何时);用什?方法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如何);这是三个虽有密切联
系,但又有严格区别的问题。以这次引起轩然大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事
件来说,冷静地问一问:为何,何时,如何,本来可以是非立判。现在搅得沸沸
扬扬,其中的思想混乱,叹为观止!在网上随意发泄情绪的帖子弄不清三者的区
分,他们中有些人也许会随著年龄和知识增长自己反思,不必计较。但对学术文
章说来,这是绝对混淆不得的问题。不幸,《反》文却犯了不该犯的概念和逻辑
错误。

  纠正後一种扭曲需要冷静分析和排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作为长期被侵略
的国家,中国民众中有一种弱者心态,在批判侵略者的同时,不愿冷静反思,究
竟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什麽?如果本国学者敢於揭示本国的错误,那怕是一二百
年前的陈年旧事,也会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痛诋为“汉奸”、“买办”、“卖国
贼”。一些外国学者说了这一类话,则是“帝国主义立场未变”!流风所至,甚
至有些外国史学家也受这种情绪沾染,努力为中国辩护,而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
失误。

  伟大的国家、勇敢的民族不需要廉价的同情和自我辩解。为了中国的现代化
事业不再受阻,中国人应该坦然面对过去。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文明与
野蛮并陈。成长为伟大的现代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前提,是以坦荡的胸怀,保障学
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任由人们说古道今,从而扬清涤垢,为长治久安开辟康庄大
道。

  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笔者必须申明:我一贯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场侵
略战争,火烧圆明园是侵略者犯下的罪恶。八国联军入侵也是一场侵略战争,而
战争过程中他们又犯下抢掠、强奸和屠杀罪行。由於这些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本
文的篇幅已经超过报刊文章通常的限度,所以不再赘言。

  秉著上述精神,以下针对《反》文的责难,清理多年来习非成是的扭曲;由
於这类扭曲太多,本文只能就一些主要问题略陈管见。

  义和团事件与“反帝反封建”

  《反》文指责拙作“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最鲜明的是
对待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上”。对义和团事件是肯定还是否定,不过是对
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扯到“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
上,这是多年来流行的所谓“上纲上线”的左毒再现。广州有句俗语说得好:“大
话怕计数”。一落到实处,大话就原形毕露了。就让我们看看义和团事件和“反
帝反封建”的具体关系吧。

  请先从“反封建”说起。

  (1)义和团是最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义和团所以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关键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顽固、腐朽
的满汉权贵如庄亲王、端郡王、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
都有责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义和团暴行威胁
下,国民和外侨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正是这个政权腐朽性的体现。而在这个政
权和义和团正式结盟以前,顽固的王公贵族和大臣的支持,是义和团在京津迅速
发展的条件之一。

  (2)义和团事件展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

  在专制制度下,执掌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或迟或早总要作出危害国计民生的
荒谬决定。没有绝对专制的制度,慈禧不可能作出对11国宣战的罪恶决定;敢
於提出反对意见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兵部
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等满汉大臣也不可能先後被杀。

  (3)义和团的作为与反封建的要求背道而驰。

  反封建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人身自由等公
民权利。义和团恰恰是践踏这些自由的暴徒。

  由此可见,义和团和义和团事件是封建专制的典型,把它与“反封建”联系
起来,是对“反封建”的亵渎。

  那麽,它的反帝记录又如何?

  义和团事件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
北。首都沦陷。6月20日,慈禧下诏宣战,同日开始俄军乘机制造海兰泡血案,
接著侵占黑龙江左岸仅存的一块土地□□江东六十四屯,共计八千左右的中国人
的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俄国侵略军还赖著不走,埋下後来在东北兴风作浪的祸
根。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外国在京津沿线留兵驻守,使馆区也长留外国军
队,由他们保卫和管理。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相当於当时六年半的全国财政收入;
连年利4%在内,则要支付9亿8223万8150两白银。对本来捉襟见肘的国家财
政,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遭灾的还是老百姓。

  一笔令人痛心的丧权辱国的记录!

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辩解:义和团暴行是被迫的

  一个流行甚广、颇有迷惑力的说法是:清政府和义和团的行动不管造成什麽
恶果,都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反抗就是有理!这个前提是经不起反驳的。中外
历史都证明,蛮干只能遭灾,改革本国的落後制度为民富国强奠立牢固的制度基
础,才是收回丧失了的主权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可靠保证。

  日本1853年被迫打开国门。稍後同列强所订条约中,也有损害日本主权的
许多不平等的规定:领事裁判权,类似租界的“居留地”,失去关税自主权,对
马岛被沙俄占领……如此等等。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在改革固有的制度
和殖产兴业的基础上,国家面貌改变了,通过外交谈判,终於在1899年收回了
治外法权,1911年实现了关税自主。

  再看看中国的记录。19世纪5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每次都以丧权辱国告终。
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後初步的制度变革,1921年11月至22
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大体上收回了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山东权益。1925年10
月开始的关税特别会议,拟好了关税自主方案;1929年2月1日实现了关税自
主。1926年,孙传芳治下的上海,在?沪商埠总办丁文江努力下,收回了公共
租界的会审公堂,设立了中国政府管理的上海临时法院……。以上情况表明,不
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国家主权的收回,在八年抗战前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抗日战
争爆发後,随著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声明
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其他国家也先後采取了类似行动,除香港、澳
门问题尚待解决外,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百年梦想终於实现。

  中日两国的历史确凿证明,笼统说反抗有理,不看具体环境和选择正确道
路,有时不但不能救国,反而会误国。义和团事件从结果看,误国殃民已洞若观
火。但是,有些人却挖空心思为它辩解,这些辩护词可靠吗?

  这些辩解都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除了与义和团无关的山东高密人
民与德国侵略者因修路引发的斗争外,是义和团主动烧教堂、抢掠、杀害传教士
和教民(中国信徒)惹来大祸。总的说来,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压迫者,但在
义和团事件这一具体事件中,帝国主义大体上没有惹我们,而是义和团“杀人放
火”导致外敌入侵。中国人应该有勇气谴责这些暴行,把它视为国?,掩盖甚至
为这些暴行辩护对中国和中国人告别前现代、实现现代化无所助益。

  为替义和团开脱罪责,《反》文在两个日期上大做文章。一个是5月31晚各
国卫队从天津到达北京。另一个是6月12日所谓“猎取拳民行动”。

  《反》文说:“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国士兵共
356名自天津抵达北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
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洋兵入京,不仅在克林德看来是瓜分中
国的开始,在拳民看来也是瓜分中国的开始。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
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
後发生的。攻打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也在这以後。”

  这些说法经不起考查,有四点不符合或不了解历史实际的错误:

  (1)不知道早就弄清了的一个史实:“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
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误传,克林德根本没
有说过那句话。

  据英国公使5月27日向本国首相报告:昨天“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宣称:
‘他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他不相信以设想他们的稳定为根据的任何行动
能够有效。’” 同时,与《反》文说的相反,这次会议恰恰是反对调兵的。的
确有些国家的公使把克林德的言论误解为考虑瓜分中国,但德国外交部根据传闻
立即严厉批评克林德,克林德回电中明确说明:“他没有发表其他外交官所说的
那种言论”。 德国政府当时反对瓜分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

  (2)不知道这些卫队入京是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并且是沿用多次的惯例。

  当时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其被学术界视为权威著作的《中华帝国对外
关系史》中写道:从1860年列强在中国设使馆开始,“每一个使馆都设有卫
队……但是日久以後,这个卫队减到仅足以作为仪仗队的数目。後来,在危机来
临的时候,就从几个舰队中派遣海军陆战队去担任冬季保护的特殊任务,因为这
时北京由於天津港口结冰而与外界隔绝;在1894年和1898年年底都这样做了,
每次派遣的卫队都在三月间撤回。” 1900年5月28日,鉴於局势危急,各国
使馆提出增调卫队,中国政府先是拒绝,不久就批准了。31日,英国公使向首
相报告:“如果像上次(1898年戊戌政变後)那样,每个使馆的卫队人数不超
过30名,总理衙门已表示同意卫队前来北京。”

  因此,尽管这些卫队人数超过清政府的规定,但自卫的性质没有改变。这是
旧特权的应用,不是新的侵略行为。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事情就更清楚了。

  首先,清政府当时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保障外国使馆的安
全和正常工作。

  5月21日,“使节们普遍反对调遣卫队前来北京”。 直到28日,外侨和
中国教徒的生命、财产所受威胁越来越严重,他们才改变态度。事後有关人士和
中外史家对调派卫队进京是否明智有所怀疑。但是,全面研究史料,可以肯定在
义和团事件开始之初,列强事先并无武装入侵的打算,他们是被动应付的。同时,
当时不但气氛很恐怖,攻击外国人和中国教徒的行动已经开始,而且清政府已经
陷入不能保护外侨和本国公民生命、财产的状态。教案几乎年年有,1900年惹
来弥天大祸,是义和团犯罪而清政府不能妥善处理引起的。

  其次,对当时社会的自卫行动要有全面的了解。

  清帝国的政权设置只到县一级,县以下试行建立民主自治组织和维持社会秩
序的警察制度,除了戊戌变法时湖南曾经试行很快就被扼杀外,都是义和团事件
後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的业绩。因此,民间自卫是当时常见现象(现在仍然不难
见到不少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居有“炮楼”、“碉楼”);教堂、教民自卫也被
清政府默许。

  1900年1月,在山东巡抚任上的袁世凯向朝廷报告:“秋冬来,济东各属,
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诸官吏不能
辞其责也。适有不逞之徒,乘间滋事……辙诳诱乡愚,勾引报复,焚毁教堂,劫
掠教民。继因各处著名教堂……皆设备固守,屡攻弗克,转遭杀伤。益复四出抢
掳,波及良善……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於纠众劫财。”“当
以西人护身枪支,每人不过一二杆……韩庄、白云峪教堂均有快枪多杆,上月迭
经匪徒纠众四五百人扑攻,均被击伤多名,溃败纷逃……查洋人在内地,私储军
火多件,向为约章所不许。当此匪徒滋扰之时,暂未便认真查禁”。

  1900年4月,义和团进攻保定附近的姜家庄,“该拳匪共有二千余人……
庄中教民逆知该匪等必来滋扰,早预备军械以待,该匪於晨刻即往攻打,彼此争
持直至下午三点钟,方停止。”

  历史论断必须考虑社会环境,有些论著对使馆召集卫队作过度的解读,定性
为侵略军,甚至发挥想像力,说他们可能进攻紫禁城,“对皇宫构成威胁”,而
没有提供可靠佐证,未免失之轻率。

  至於6月10日出发的西摩尔联军,作为增强救护力量的措施,最後也是得
到清政府同意的。当时奉命与驻天津法国总领事商谈的直隶总督裕禄向清政府报
告:“该总领事以各国各使催兵甚急……其二次进京之兵(指西摩尔联军),虽
仍以保护使馆为言,中露保护眷属出京之意。如果中国官兵能任认真保护之责,
朝廷有切实谕旨,则续进京之兵可从缓议……查洋人在京,照约本应保护。现在
谣言四起,其惊恐亦系实情。所请降旨保护,在彼固非意外之求,在我亦舍此别
无办法。” 这表明清政府承认西摩尔联军目的是保护外交使馆。其次,清政府
确实一再劝阻公使们不要增派军队,但最终还是表示:“中国政府将放弃它对援
军前来使馆的反对意见。” 运送他们进京的火车,也是中国政府拨给的。

  正如清政府所认定的,各国军队6月17日强占大沽炮台才是侵略战争的开
始。

  (3)不知道或故意掩盖义和团杀人、放火、抢掠和威吓不是从5月31日卫
队进京後开始的。

  《反》文说:“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
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後发生的。”这与历史事
实相差太远。

  从1896年义和团运动(包括其前身)兴起之初,杀人、放火、抢掠的记录
便不绝如缕。

  英国传教士卜克斯是1899年12月30日在山东被杀的。此後,对各地教堂、
教民和传教士的攻击、杀戮、抢夺、恐吓连绵不断。

  1900年3月,天津已到处有匿名揭帖,威胁於4月2日攻打租界和将“各
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4月中,“义和团匪潜来京师,凡遇教堂,
则遍粘招贴,谓三月杪当与教堂为难云云。” 这些威吓已属犯罪行为,而义和
团在“各地”杀人、放火、抢掠的消息也纷至沓来。例如,5月12日,在直隶
涞水高洛村,“验明被烧华式小教堂七间,及教民房屋共七十五间,暨业经起出
尸身五具”。“此次□端,系属开自拳民。” 5月13日,烧掉直隶定兴县仓巨
教民房子80多间,因县令事先通知,教民连夜逃走,没有死伤。 5月18日,
“烧毁固安县之公村教堂,杀害传道者二人。”25日“又焚烧霸州之善来营村,
杀毙教民男女十三人。”

  5月26日大规模拆毁铁路和焚烧、抢掠已经开始。一个外国记者在日记中
写道:“铁路已被摧毁,车站(丰台)被包围,工程师都被围困在他们的房子□……
来自涿州的消息非常糟。暴民们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杀来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强
迫他们烧香拜佛,还把他们家中较漂亮的女孩卖了当妓女。”他亲眼看到“机车
的库房正在燃烧……四周蜂拥而来的村民正在抢劫。”

  《反》文为了证明义和团烧杀的正当性,说了这?一段话:“据施达格研究,
1900年5月29~6月4日,发生在雄县附近义和团与京保铁路洋工程师倭松
(Ossent)的冲突,是义和团与武装的欧洲人的第一次冲突,洋人先开枪,义和
团从数百人聚集到万人,对洋人加以追击,‘将洋人追击上岸,未知存亡’。从
这□我们可以看见义和团杀教士、焚毁教堂、铁路等的具体原因。”实际情况如
何呢?

  5月29日,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铁路工程师及其家属共41人从保定逃往
天津,其中有七个妇女和一个小孩。到达天津时,有九人失?,二十三人受伤。
芦汉铁路是中国政府自主建设的重要项目,这些工程师及其家属是受聘参加经济
建设的。他们“接到即将发生严重危险的警告後”紧急乘船逃亡,并不是殖民主
义的征讨队。要这样的逃亡者主动攻击别人是不可能的。实际情况是:“官方派
一队士兵护送他们,但是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五点钟,军官们用一个小的事故作藉
口而离开了。在第二天早晨,他们被一群用大刀和长矛……的暴徒攻击,而护送
的士兵也参加了攻击;这次攻击被打退了。”於是,他们弃舟登岸,边打边逃,
前後历时四天,最後在天津欧洲人的救援下,才到达天津。

  类似史料很多,也是涉猎过这段历史的人熟知的。而且正是这些暴行,使公
使团从反对召集卫队,变为急忙调他们入京。

(4)不懂得解救和保卫教民是正义行动。

  历来的辩护者,都在所谓6月12日开始的“猎取团民行动”大做文章。

  6月12日前後,究竟发生了什??11、12两日,大批义和团涌入北京,12
日起北京全城一片混乱,到处烧教堂、商店、杀教徒、教士和抢掠他们的财产。
“自十五(6月11日)以後匪徒以杀教士为名,任意焚劫民庶。” 激於义愤,
一些外国人组织抢救队去抢救生命垂危的教徒和传教士(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众见礼拜堂被烧,皆怒……有人呼曰‘志愿兵向前’诸人争上,无退缩者……
彼拳匪经机关炮之扫击遂退至路边成一排,渐渐逃散……此次无号令,但如平常
行路之状,步履甚缓,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跳
起惊呼,盖其足下卧一中国之妇女,缚以绳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
真残忍已极,捆此妇人以火烧之,抛至路旁为照路之用”!“有自烧毁处逃避而
来者,皆面如白纸,手足战栗,无复人形。有一看门人所遭尤惨,其家人、什物
均已无存,其父母、妻子及其亲戚共十三人均被烧死,皆拳匪执刀逼之以投於
火。”北京天主教三个主要教堂,除北堂(西什库教堂)外,东堂、西堂都被毁,
“有数胡同尸骸遍布,当此六月暑天,臭味难闻……男女老幼之尸堆置一处,有
裂成数块者,有身首异处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动”。 从这一
天开始,“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
烧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弃尸於御河中……常见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
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之。而平民之误杀者亦多”。

  历来都有人片面摘引“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掐头去尾,作为洋鬼子
残暴的证据。请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静静想一想,我们究竟应该谴责还是赞扬这些
抢救队?义和团的这些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应不应该曲为辩护?事关判别正义
和罪恶,含糊不得!

  行文至此,可以顺便弄清西什库教堂是不是侵略据点了。被困在这座教堂中
的中外人士共三千多人,有2名军官和41名士兵帮助防守。西方宗教传入中国
後的作用颇为复杂,不能笼统说他们是“文化侵略”。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传
入,带给中国的是文化盛宴。19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引起文化冲突和
对非教徒的欺压,又是当时朝野兴办的各类学校、翻译机构和报刊等新兴事业的
主要骨干,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力量。43名水兵官兵协助
固守西什库教堂,拯救了三千多位中外教徒的生命。此外,在使馆区还有3150
位中国人和473名外国人(409个士兵不计在内)避免被杀戮。即使从人道观点
看,增调的451名使馆卫队功不可没!他们减少了中国政府和暴民的罪责,善莫
大焉!

  强词夺理的辩解: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

  《反》文拾人牙慧,宣扬一个奇特的观点:“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
电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
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以此为根据,断言义和团
不敌视现代文明。

  有些文章确实引用了一些说破坏铁路、电线是为了作战的史料。但是,没有
注意到这些都是记录者的判断或推测,不是当事人自己认定的行为动机。现在争
议的是义和团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即义和团的思想状态,弄清楚他们自己的认识
就非常重要了。

  看看义和团的揭帖吧!1900年以前已经广泛流传,被研究者判定为“义和
团主要文献”的《神助拳》号召:“烧铁路,拔电杆,海上去翻火轮船。”1900
年4月29日北京西城区的揭帖又声明:“彼等(‘洋鬼子’)在各地传邪教、
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恶擢发难数。” 有些为义和
团辩护的文章心虚,特地加了一个按语:“口号主要用於震慑洋人,评价时应主
要看实际行动。”可是,“立电杆、造铁路”明明是与“传邪教”等并列的五大
罪恶中的两个,显然是斗争的目标,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当要弄清行动动机的时
候,却说口号不作数,这样的辩解太好笑了。

  同时,《反》文忽视了,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不但表现在拆铁路、拔电杆,
还有其他行为历历可数。

  他们冀图消灭一切外来的物质文明:“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
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後快。於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
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
“凡卖洋货者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入,将货物打碎,然後将房焚毁。住户亦是
如此。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
不及,至贻祸患。” 这些人贪财爱货,当贪欲大发作时,则洋货也会囊括而归。
逃难百姓“所有行囊包裹,无论巨细,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银钱洋货之物,尽数
扣留。”房屋“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 6月16
日,当他们抢占了天津军械所时,“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拳匪随便抢取,洋枪
药弹,搬运一空。拳匪本痛恨洋字,至是见洋枪枪刺,明洁悦目,亦遂各持一杆,
以为御敌之具,然不谙用法,都成废物”。 以有些义和团偶尔用洋枪、坐火车
为例,否定他们敌视现代文明,从史学方法说是以偏概全,从史识看则未能看透
这些暴徒的愚昧和贪婪的本性。

  外来文化更视若寇仇。1900年5月26日京城到处有义和团揭帖:“二十九
日(5月27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尽管馆
舍没有烧成,但在他们的威胁下,“馆中学徒遂星散一空”。 他们敌视现代教
育、文化的心态亦已表露无遗。此外,“凡读洋书之学生,及著瘦小衣服者,皆
不敢在街上行走,若令拳匪见之,则指为奸细,挥刀乱刺。” “曾有学生六人,
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
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
被匪系於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
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

  还应指出:义和团事件是继火烧圆明园後北京文物又一大劫难。“宣武门内
城根之大教堂,系前明敕建者。”被义和团暴徒烧毁了。 前门“城楼巨大之桷,
为缅甸麻栗树所建,六百年前蒙古可汗运至北京者,其乾燥如火绒,下面著火,
予等尚未及见,而其焰已上透於顶”。 一个澳大利亚记者“很伤心地看到翰林
院被大火烧毁。”为了“把洋人烧出来”,“这是一场可怕的大火,是骇人听闻
的亵渎神圣的罪行……珍贵手稿被扔得遍地都是,有的被烧毁,有的被偷盗;数
吨珍本被扔进了池塘□。”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对生命的尊重。义和团及其支持者蔑视生命,令人发指。
究竟死在他们手上的有多少人,很难算清。据当时的记载:仅北京一地,“城中
日焚劫……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
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

  其实,这些史料是研究过义和团事件的学者都知道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反》文掩盖史实,强词夺理。

  从四件史实看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反帝反封建”

  一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打下来,割地、赔款,丧失了内河航行权。从後果看,
是加深列强对中国奴役的蠢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时至21世纪,《反》文仍认
为这场战争打得有理,并提出四个论点,哓哓辩护。为澄清是非,就让我们一一
考察吧。

  (1)英国为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必然要寻找藉口开战吗?

  《反》文说:“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
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
设立使馆。”这个论断大约没有人会反对。但是,它从而得出结论:“谋求在华
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
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藉口而已。”这就
值得商榷了。

  道理非常简单,列强要谋求自己在华利益,可以用和平手段,也可用战争手
段。历史拒绝宿命论,只要应对得当,战争未必爆发。政治家的作用,就是在一
定条件下,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外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有些情况下,是官
员无能或愚昧带来国家灾难。不好好反省,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为後人提供鉴戒,
却归结为历史必然,这是不负责任的搪塞,为高明的历史学家所不取。

  是不是谋求鸦片贸易合法化,“新的一场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呢?”历史进
程有很多偶然性,从而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侈言必然并不明智。以
这时的鸦片贸易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三个情况:

  第一.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并不严重。

  鸦片战争以後,鸦片贸易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进入五十年代中,与太平天
国的战争耗费很大,急需搜括军费,各地迫不及待对鸦片收取厘金。1857年春
天,福建甚至为此公开遍贴布告。就在这一年十一月,咸丰皇帝发出“上谕”:
收取鸦片税“即或因防剿需费,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亦不宜张贴告示,骇人听
闻”。论者认为:“此谕一出,实际上批准了鸦片税,也标志著清王朝对鸦片的
正式解禁。” 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鸦片贸易合法
化问题提出後,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

  第二.把鸦片税纳入中英1858年《通商章程善後条约:海关税则》(1860
年批准),从而使鸦片贸易正式合法化後,鸦片进口总的趋势是增加不大。“1840
-1894年鸦片进口,包括走私在内,约计388万担”。 平均每年约七万担,而
六十、七十年代都没有达到平均数,八十年代增加3%,达到年均七万二千担,
九十年代又降至五万八千多担。

  第三.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下,要进行一场战争,并不容易。亚罗号事件发生
後,英政府冀图扩大战争,就在议会中引发一场风波,导致重新大选,才如愿以
偿。

  1854年10月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十八项要求,其中确有修改《通商税则》并
准许鸦片进口一项,其馀项目大都是保持两国正常交往、贸易正常进行的有关事
项。外交是双方利益的博弈。这些要求可以谈判。但是,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最
高行政官员,叶名琛的惯用办法是拒绝与西方使节见面,对各种要求一律拒绝。
就是这种极端愚昧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两个关节点,只要其中一个处理好了,战争就不会
爆发,或爆发了也不会酿成这麽大的灾难。第一是广州反入城;第二是交换《天
津条约》批准书。还是让我们考察一下有关情况吧。

  (2)广州反入城有理吗?

  第二次鸦片战争虽说有四个原因(反入城、马赖神父被杀、修约、亚罗号事
件),从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後开始,延续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无疑是一
再激化矛盾,直接点燃战火的原因。《反》文说:“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
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
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鸦片战
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後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
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
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

  其实,广州反入城完全是宗法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产物。为什?五口通
商其他四口都比较顺利,而广州却枝节横生?是不是其他四口人民都不爱国,广
州人爱国情怀却超越群侪吗?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楠
写道: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
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
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於此。” 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
入广州城!他们是在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毫无关系。

  不但如此,反入城完全是在封建统治者操纵下进行的。以1849年反入城为
例,他们明知“夷人之申请入城也,事则违例(违反朝贡的传统),而成约是循
(符合条约)”,仍然与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唱双簧,徐、叶大打
民意牌,将军、都统等武将则会同士绅组织民众。出面组织的九人中,六人是监
院(校长)等现任学官,其馀是候补官员。而从皇帝到地方督抚无不坚决支持,
事後徐广缙、叶名琛均封爵升官,其馀参与的官员和士绅约四百人,一一得到朝
廷的封赏。

  这些“民意”并非不可解决的。1866年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内,因为潮州
开埠八年洋人仍然无法依约入城,传令潮州士绅十多人到省城,给他们讲清道
理,施加压力,问题便迎刃而解。 广州反入城闹到不可收拾,关键在皇帝和官
员的观念太落後了。

  官民合作,维护朝贡的威严,直接後果是1858年1月,广州被英法联军攻
陷,被占三年,广东巡抚柏贵同占领军合作,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傀儡政权。
更严重的是,他们挥师北上,攻占大沽,迫使清政府签下割地赔款的《天津条约》。

  要反封建,就应把这些封建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的固陋祸国如实告诉读者。

  (3)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吗?

  《反》文强调:1859年6月25日下午,英法联军“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
攻。大沽守军进行了坚决回击,激战一昼夜,击沈击毁英法兵船十多只,毙伤英
国士兵464人,法军14人,英国舰队司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狼狈撤走。英法
军舰首先向大沽炮台开炮,大沽守军回击,完全是正义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
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

  英法联军1858年攻打大沽炮台就再一次坐在侵略者的位置上了;清政府被
迫签订的《天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些都是应当谴责的;是谁先开炮,有两
种说法,很难辨清,也不是特别重要。可是《反》文完全回避的咸丰皇帝和僧格
林沁亲王不顾国家安危,早已设下圈套这个重要情节,以及他们这类行动的目的。

  为什?1859年交换批准书会节外生枝,闯下京师被占、圆明园被烧,签订
更加屈辱的《北京条约》?史学研究已经揭示,不是什麽“反帝”或事关国家利
益的那麽严重的问题,而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对外国公使驻在北京!《天津条约》
谈判过程中,“咸丰皇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後不惜於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
置公使驻京等项。”条约订立後“英、法、美等国之所以坚持要在北京互换,是
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後,在两广总督衙门发现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
文本,对这些重要的文件……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惊奇……清朝之所以不
愿意在北京互换条约,是因为听说公使们到了北京後要按照西方的惯例、用西方
的礼节觐见皇帝、亲递国书!”

  从乾隆皇帝到咸丰皇帝他们坚持可笑的天朝礼仪、天朝体制是愚昧,《反》
文把这些祸国蠢行说成是“反帝”,从客观效果看,是在愚弄读者!

  (4)马赖事件没有违反程序正义吗?

  《反》文振振有词说:“以马赖案子为例,马赖违法传教在先,而且在传教
地区作恶多端,地方官员未能把违法的马赖解送领事而加以处死,违法在後。按
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为什麽不是马赖或者法国首先理亏呢?”

  稍为了解一点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马赖是不是该死是实质正义问题,而要
不要依照条约将马赖“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才是程序正义问题。

  再看看当时的有关案例吧。1854年“4月,法国教士孟振生在直隶安肃县被
捕,11月,孟被押往江苏。” 这样按照条约的规定办理,没有惹来任何麻烦,
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其他话就不用多说了。

  铭记两条惨痛的教训

  笔者的一篇文章,引起一场风波,无非是今日中国学术文化状况的一个侧
影。谁是谁非,同一切学术问题一样,只能由时间和读者作出自己判断。作为当
事人之一,还有两句话不能不说:

  (1)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清算暴民专制的传统。

  19、20世纪中国有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肆意进行暴力活动的传统。从义和
团到文化革命,打著“扶清灭洋”、“反帝反修”的旗号,干的是残害民众、破
坏社会秩序和正常国际关系的的勾当。不清算这些残暴行动及其思想影响,让其
继续毒害青少年,法治就无法生根。光是否定文化革命,不彻底批判其渊源□□
义和团,在适当气候下,那些暴行就会死灰复燃。

  (2)为了中国的未来,应该努力维护学术自由。

  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奇谈怪论是制造学术灾难的开路先锋。学术、政治、历史、
现实本来有严格的边界,把这些边界搞浑,是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派和其他类似
灾难的理论根据。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得到保障,这些
界线尚且需要划分;在现代化仍是奋斗目标的国家,划分这些界线,为学术留下
一线生机,是头脑稍为清醒的党政官员都努力维护的。

  此次风波中有一个奇谈怪论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把“奴化影射史学”的帽
子往别人头上戴。

  什?“奴化”、“一仆三主”之类的谰言,体现了最恶劣的文革遗风,也是
这些人品德和学养的体现。而所谓“影射史学”是文化专制主义打人的大棍。姚
文元、戚本禹等人已经有过十分拙劣而又残酷的表演。严肃的历史论著的基础是
史实,合格的批评首先应该考察它是真是假。所谓“影射”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解读,与历史论著本身根本无关。今日重新挥舞这根大棒,这些人意欲何为?

  2006年3月2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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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此遥远却转瞬现身眼前  令人措手不及而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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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May 13 08:59:1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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