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伟大的历史著作？ 李弘祺（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台大讲座教授）
历史研究最重要的责任和目的一般都会是求真。这个想法并没有错，但是为什麽
要求真，这□是根本的问题。事实上，研究历史，目的就是希望能对人类的未来，
做出更完美的规划，帮助人们创造更为光明的前程。要这麽做，历史当然必须是
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面。因此，历史求真的意义就是为了使我们对未来的憧
憬有一个更可信赖的根基。也因此，人类写了许多伟大的历史著作。然而，什麽
是伟大的历史作品？这却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很多学历史的人可能对它也
不甚了了。就是有一定看法的人，他们之间的观点也往往人言人殊。这个问题有
一个真正的答案麽？今天我就是想就这一点做一个分析，同时提出我自己对什麽
是伟大的历史作品这样的问题的个人看法。
有一点是大家都会同意的，这就是伟大的历史作品在它刚写成出版的时候不一定
马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也是读历史的人最大的困窘。虽然
各位不一定都是学历史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读历史的作品，逃不掉读历
史书的命运。并且应该说，没有人会否认读伟大的历史作品是人生里十分重要的
责任，也是一件很值得享受的乐趣。
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关心
例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对中国历史的崇敬和想象。钱
穆的书最大的特点便是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也许今天的台湾人在我们的时空一
点也无法感受他那种关心，因为今天的台湾，没有太多人能同情、理解他所提倡
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和中国历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了。事实上，
我们根本怀疑为什麽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会创造出像共产党或旧的国民党那样
的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本称颂中国文明和精神的历史已经失去了它的客观
性和吸引力了。我们自然很难认定钱穆的《国史大纲》会是一本伟大的历史著作
了。然而在当年的中国，钱先生的书当然是一本重要而伟大的历史著作。
相同地，写於拿破仑军队兵临城下的《告德意志国民书》，这本书也曾经振奋了
当时德国的国民，虽然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但是使用德文的人们已经开始有
"民族国家"的观念和自觉；开始觉得德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美好文化和历史，并不
比被暴民推翻的法国的文化逊色。以前德国受教育的人以能用法文写作交谈为
荣，现在他们觉得这现象很惭愧，於是开始提倡用德文交谈，用德文来写他们自
己的历史，好缔造德国的认同感。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拿破仑的入侵当然引起日
尔曼诸邦起来奋战。《告德意志国民书》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自然能激励当时
人的决心。虽然这本书不是一本严谨的历史著作，不过，我们可以用它来代表
一本能反映时代精神的著作。我们知道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的理论是在德意
志的地区发展出来的。简单地说，德国人认为国家是自然和历史的产物。所谓自
然，它指的是人类生来就免不了的生存条件：他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不可避免的
环境，在自然条件方面，就是山川物产这样的东西。就历史条件言之，人类生来
便属於一个逃避不了的群体，这个群体以血统和语言为要素。它是这个人生存不
可或缺的生命共同体。这样的东西是历史的产物。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是这两个
自觉的揉和而形成的。人类属於一个他所认同的共同体，自然的会觉得自己的生
命和价值都与这个共同体息息相关。同时把自己的历史投射在自然环境上，觉得
自己的乡土永远是最美好的，很难让自己接受别的山川历史。同一个共同体的人
们的活动於是创造了这群人的文化，在一定的空间／土地上面持续成长，并一代
一代地继续滋养这团体的生活条件和性格。从此而发展政府，用它来保护和维系
共同的关心和生活的理想。一本重要的历史书自然地会表现出这个共同体成员的
精神和价值。一本伟大的历史著作很少没有反映出这样的精神和关心的。
上面说的民族国家的信念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发展特别成熟，因此日耳曼民族训练
出来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们多以擅长叙述德意志的历史而闻名。兰克
(Leopold von Ranke)便是以《日耳曼与罗马民族的历史》(The Histories of the
German and Roman Peoples)成名。这本书奠定了他的声誉，到他死时，这本书已
经一再修订和增补，变成了长达54卷的大书。以後还有许多德国史家踵续兰克
的志业，把阐述国家的历史当作是历史学的中心任务。
但是兰克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他的求真精神，更是因为他把路德教派的信仰提升到
以前人们没有想到的层面。我们都知道：德国的文学和德文的运用都是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奠定的。路德所翻译的《圣经》是最早的德文作品之一，德国人
很多都是路德派的基督徒。因此一本像兰克的这种书很自然地成了人人可以共鸣
的作品。这样的书，读者很多，大家受它的影响，当然就传布很广，变成了伟大
的、人人赞不绝口的名著。
相同的，十八世纪英国的休姆(David Hume)写了《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
成为名著，以後马考莱(Thomas B. Macaulay)继续写成《詹姆斯二世登基以後的
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Succession of James II)，也成了凝聚英国人
崇尚英国传统和“价值”的重要著作。英国是经历宗教改革和清教徒革命的国
家，因此对宗教的热诚几乎是疯狂。到了休姆的时代，人们已经普遍感到厌烦，
开始觉得英国的基本立国精神应该是在於结合各色各样不同的价值和信念的决
心和能力，而不该过分让宗教的热诚支配生活。因此他认为支持革命的自由派的
观点不可以作为支配英国文化的唯一动力。这种反惠格(Whig)派的观点虽然和我
们今天的想法有点出入，但是由於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所以能引起当时人的同
情和共鸣。
接续他的马考莱，他写作的时代是英国帝国发展的高峰，他主张英国当时的种种
成就是全人类都应该憧憬并努力模仿的对象。这样的态度反映了当代英国人（特
别是中产阶级）的自信。也怪不得人们认为他写出了十九世纪英国人的心声，是
伟大的历史著作。但是马考莱写了5卷，也不过只涵盖了17年的历史，严格地
说，这样的历史应当不会是什麽好的历史，但是读它的人却非常的多。马考莱相
信历史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大众。他的文字优美，提倡的正是当时最具影响力
的自由派思潮，因此洛阳纸贵，成为空前未有的巨著。读他的书的人感到他们的
理想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鼓舞和赞许，因此就使它更广为流传，成了人人谈论的
伟大作品。
但是，并不是所有伟大的历史著作都只在歌颂自己国家或政府，有的是对自己的
国家做出十分严苛批判的。事实上，对时代精神的反映并不一定必须限在国家的
这个□畴。例如明末的遗民王夫之，他写的《读通□论》和《宋论》，或者黄宗
羲呕心沥血所写得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都充分地把亡国之痛表达出来，
它们反映的是当时人的真正感情，因此他们都成了非常杰出的历史家。不会有人
怀疑这些作品是伟大的作品。与他们大约同时的顾炎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顾
炎武的《日知录》表面上看来，只是一本严谨的、考证的书，但是它的精神在於
实事求是，正好反映了明末思想家在思想上的自觉。他们渴望从阳明心学的末流
解放出来。他的这本书因此立下了治学上面的一种典□，影响了当代人以及其後
两百多年的学风。《日知录》果然是一本能充分反映当代思潮□，求变之心的书，
它更是一本用最细腻的考证把当代人对历史方法的反省彻底地加以发扬的一本
伟大的著作。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比较明显的、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但是有的史书不带浓厚
的感情，令人读来不会觉得热血沸腾，或者不会令人感到哀怨悲怅，但是它们仍
然成了伟大的作品。这是因为他们一样反映了时代的关心和精神的需求。吉朋
(Edward Gibbon)的《罗马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就
是典型的例子。一般的读者或许会觉得罗马历史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在时间和空间
上相距甚远，但是，任何人读这部书的第十五和十六两章，马上会注意到他对基
督教的描述充分的反映了启蒙时代的精神。这两章特别有名，原因就是因为它们
的精神和当代的宗教思想若合符节，能把时代的信念用最严肃而理性的文字表达
了出来。
反映国家（共同体）人民的需要和他们对自己的认同
我认为一本伟大的历史作品，它一定要反映国家人民的需要和他们对自己的认
同。上面所提到钱穆的《国史大纲》除了它能充分地反映了中国人在1940年代
的感受和关心之外，更因为它和当时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形成共鸣。当然，时代的
关心和民族的精神不能完全分开，因为"国家"或"民族"是许多历史作品的基本单
位。但是国家和民族这两个词，事实上是到了十九世纪才变得重要；例如中国人
从前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即使在宋末或明末，他们对蒙古
人或满州人的排斥或仇恨也是站在文化上的立场，顶多只能说他们用的是种族的
观念来笼统表述他们对“外族”的仇恨。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很难逃避“民族”、
历史和传统对他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很自然地支配了他的识见和判断，也很自然
地左右了他的关心。所以虽然在二十世纪後半，西方兴起了许多批判国家观念或
民族主义的论述，出版了很多的作品，但是仔细读这些作品，便会发现他们关心
之所在还是离不开"国家"。他们所触及的材料大多还是以国家作为□围。
我在这里必须澄清一点：我不是要在这里鼓吹民族主义。事实上，我是最反对民
族主义的，即使我自己免不了会因为我是一个台湾人而常常有偏爱台湾的特点，
但是我至少在意识上，绝对是认为这样的偏见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完全没有意
思要在这里提倡民族主义。
但是我们不能否定的是伟大的历史作品一定会反映它的基本读者群的关心和认
同。这个认同的单位很难不是国家或民族，只是如上面所说，这个单位是广义的
单位。有些人以自己的城市作为写作的对象，因为他们的认同是跟著这个城市
的。例如古代的希腊，他们的认同显然是自己的“城邦”。我们把雅典或斯巴达
称为“国家”，这是因为伯利克理斯(Pelicles)，或者修昔底德(Thucidides)或者许
许多多的雅典作家、历史家、剧作家或思想家都是以雅典作为他们认同的对象，
而相对地说，希腊反而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这种情形在中古以降的意大利也是如
此，所以梅特涅(Metternich)讥笑说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已。文艺复兴时代
的马基维利(Machiavelli)写的《佛罗伦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也反映相似的信
念。《佛罗伦斯史》流传了相当久，让我们今天得以看到当时人对自己故乡国家
的看法和感情。今天，佛罗伦斯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在中古末叶，意大利不
是一个国家，马基维利的认同是在他的城市，所以他的著作很自然地以佛罗伦斯
为单位，这样当然引起当时人的喜欢和接纳。
与马基维利同时的贵奇迪尼(Guicciardini)，他也写有一本《佛洛伦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但是这本书没有完成，所以未能引起重视。另一方面，他也写了一
本《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坦白说，这本书出来时，没有引起重视，主要
是意大利人在当时对整个意大利还没有关心和感情。这本书引起重视是在十九世
纪的末年，由於兰克的鼓吹。历史学者这才开始讨论为什麽贵奇迪尼在当时要写
这本书。兰克这麽做，当然是因为十九世纪是民族主义极为发达的时代，意大利
也正在鼓吹统一。当贵奇迪尼写《意大利史》时，有兴趣的读者实在不多，所以
他的著作没有受到注意，要到了十九世纪它才成了人们注意的对象。现代的西洋
史学史家布莱萨(Ernst Breisach)引述十九世纪以来的学者，说贵奇迪尼的这本
书，虽然精於考证，对一些事件或人物的描绘十分动人，但是缺乏“整体感”
(wholeness)。我相信这里的“整体”指的应当是意大利这个“历史的单位”。我
相信贵奇迪尼大概是没法了解意大利是一个什麽东西。既然如此，他的书也就称
不上伟大了。
说到这里，我们马上想起春秋时代的许多历史本来也都是“国史”。《春秋》一
书便是鲁国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对孔子来说，周室的衰微固然是他关心的
所在，但是他显然认为鲁的读者才能真正同情他的关心，而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
鲁大概保存了大量周室的典章制度和礼仪，《春秋》如果不是鲁国史，那麽它就
可能湮没无闻不能流传，更不能成为中国和东方文明□最重要的历史典籍。
用国家做单位来写历史，那麽这个没有比德国人的成就更高的了。我在上面说到
兰克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意识，但是它真正的伟大乃是能把日耳曼民族的新
教精神，也就是马丁路德的新教教义和信仰，拿来和日耳曼人的命运结合在一
起。他以後的德国史家，像Heinrich von Treitschke，Johann Gustav Droysen等人，
他们的作品便充分地显示出他们对德国民族和大地的热情和认同。事实上，近代
历史学的发展的确跟十九世纪德国追求建国或统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时的德
国人鼓吹日尔曼民族的文化经验，希望从法国文化的枷锁解放出来。但是他们追
求建国的努力，虽然缔造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德意志这麽一个强大的国
家，但也带给他们和人类全体很大的悲剧。历史这门学问因此也常常是人们想要
发扬民族或国家的荣誉下的悲剧副产品。
我在上面已经讲过，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原来是没有的，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不曾
从很早的时候便有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认同。事实上，从很早开始，中国人的
历史便是站在所有“文明人”的整体来写作的。《左传》如此，《史记》也是如此，
《资治通鉴》更是如此，也因此会产生“正统”的问题，因为《资治通鉴》用魏
做正统，引来朱熹批评说，居然有“某年某月，蜀入寇”这样的记载。
朱熹的批评很有意思。显示出中国的文字和语法本来就是受到一个天下便只能有
一个国家、一个正朔这样的观念的支配。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正统国家的历史
可以写，其他的“国”，由於它们不是正统，不仅不许有自己的历史，就连在人
类全体的“天下”的历史里，它们也矮了一截。它们只能当作是正统历史的一个
“载记”，甚至於“霸史”，附带写上一笔就是。
传统中国的史观因此把天下当作是一个“共同体”。天下的历史就变成了一个共
同体的历史。中国伟大的历史作品有如司马迁的《史记》，或一般所说的《四史》：
《史记》、《汉书》、《後汉书》和《三国志》。这四本书都是现代中国人可以骄傲
的历史作品。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们是以读者所想像的共同体空间为单位来写成
的。它们可以不用反映统治者个人的时代感或欲望，但是它们充分地和当代人对
时空的想像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和当时的中国人的价值和信念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司马迁就表达了他对当权者汉武帝的不满。然而，这本书对历史的看法，
对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和传统的了解，以及它的文字都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我们今天用中文的人，想要表达事情发生得很快时，往往用“说时迟，那时快”
这句话，它就是出於司马迁。其他还有很多的例子，显示出这样一本书决定了两
千年来的华人的历史思维，教他们如何了解自己、如何表达情感、如何记忆，如
何安排他们所生存的空间。总之，这本书忠实地表现出来汉初中国人对他们的共
同体的想像，因此它是一本伟大的作品。
读者当然要问：那麽《资治通鉴》呢？我认为《资治通鉴》的伟大处是因为它反
映了宋代士大夫对中国正统文化的关心。这本书相对於《史记》而言不能算是伟
大的历史，主要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要让君王实现他们统治天下的欲望。他不像
《史记》一样能忠实地、全面地把共同体生活空间的想像或记忆做出贴切的表
达。它对一般老百姓，也就是人们全体的需求比较缺乏记载和关心，没有真正的
认同感。职是之故，《资治通鉴》不能和《史记》或《三国志》相比。
相同地，朱熹的《通鉴纲目》更不能算是伟大的历史著作。这一点不用我多说。
因为朱熹不过是修订了司马光的正统观，加进了他的非常浓厚的道德信念和解
释，但是他并没有做原始材料的收集，所以连一般历史家所作的第一道工作也没
有。这样的书因此算不得出色，更说不上是伟大了。
当然，并不是说非要有历史家的基本训练和方法不可。上面我提到了一些书，它
们的长处不在资料的收集、排比和考证。因此我们不必批评说朱熹没有做这样的
初步工夫。重要的在於一本著作是不是仍然能反映一个共同体人们的基本关心，
能把他们内心深处的叹息用美好的文字和篇章表达出来。一本伟大的历史著作最
重要的莫过於把人们的认同用历史发展的故事彰显出来，使得读这本书的人能感
染到作者那种彻底的，忠实的、动人的、心底深处的感受。
现在有很多人写台湾历史，可惜台湾史的研究虽然出版了不少的优秀作品，但是
还没看到伟大的著作。理由很简单，这是因为许多治台湾史的人，他们对台湾是
不是一个“共同体”还不能确定。今天台湾的处境正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所说，是一个“什麽也是、什麽也不是”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其实正是会产生伟
大历史著作的时代，只是目前我还看不到。当然，我绝对不是说一个其他国家或
共同体的人不能写出一本关於这一个共同体的伟大史著。历史上不乏其人。以古
希腊的史家为例：波利比斯(Polybius)便用希腊文写了一本《历史》(Histories)。
本书结果流传青史，成为伟大的著作。波利比斯是一个被罗马俘虏的希腊学者，
他对罗马能在短短的53年之间茁壮成长，变成世界的帝国，这样的历史令他十
分的敬佩，因此发愤要写一本书来说明罗马的兴起。结果就是这一本希腊文的有
关罗马宪法的历史。可见，并不是只有一国的国民、生长在那一国的文化和传统
的历史学家才写得出一本伟大的、关於那个国家或共同体的历史。（未完，下期
待续）（2004年12月21日於台大）
运用生动的文字，引起读者的共鸣
我可以断言，世界上绝对没有一篇伟大的历史作品不是用精彩优美的文字写成
的。司马迁文字的美，这是不用说的了。就是《春秋》这本书，虽然它被王安石
称为“断烂朝报”，但是它的文字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出色，事实上，我们应
该说它就是中国人乃至於东亚各国人的教育，它告诉我们道德是非的观念。欧阳
修就认为最伟大的历史书不外是《春秋》，而他的标准之一就是《春秋》的文字。
相同地，《左传》虽然有人说它是“相砍书”，但是它叙述完整，文字生动。它
对战争意义的分析，以及它对道德观念的发明，都通过璀璨的文字表达出来，吸
引著一代代的读者。它因此成了中国人想像完美的人际关系，或者国邦与国邦之
间关系的一本最引人入胜的历史书。
不过中国文学批评对文字的优美重视的多在於文体，意境和目的，比较少讨论文
字的逻辑性或可读性。因此传统中国史学批评也多重视史家的道德成就和信念
(即书法和义例)，他的历史识见，以及写作的题材，但是比较少重视问题感或文
字的表达。因此我们训练一般学生也通常不重视表达的能力，不重视如何驾驭文
字。在西方，情形比较不同。学生从小就学习作文，尤其在英国，老师常常要求
学生写短文，老师逐字修改，目的是要训练他们能使用简洁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
思想。西方的历史作品可读性很高；特别是英国的作家们，他们常常写传记，因
为传记所需要处理的事件或史实相对的比较少，可以单线地平铺直叙，引人入
胜。一旦能写通顺的散文，那麽下一步便可以写更为复杂的历史。
在西方史学□，以文字优美而著称的，第一个人恐怕非凯撒(Caesar)莫属。凯撒
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到了十九世纪仍然是学拉丁文的
□本。这是因为它的文字铿锵有力，简洁而一针见血。这样的文字是《高卢战记》
能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我每次提到凯撒，总不免想到他讲的一句名言：“写作
就像一个水手一样，一定要避免冷僻或少用的生字，就像水手要避免溪流□的石
头一样。”这话说得容易，但是反映了一个令出必行，丝毫不苟且，言而有物的
大将军的经验。无怪乎他的书要成为拉丁文的教科书。
我上面说英国人对写作特别重视，也因此出了许多富有文采的作家。上面所提到
的卡莱尔(Thomas Carlyle)便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他的作品很多。他又勤於写
作，文字璀璨而华丽，用字高奇，但是不失它的流畅性，这是极为不容易的。一
般地说，学者常常提到的是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
这本书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自信。或许它不能说非常忠实地反映了当时
英国人的普遍信仰，但是由於它言之有物，文采瑰丽，所以吸引了很多的读者。
说它是伟大的作品，一点也不为过。Carlyle写作的速度惊人，他的《法国革命》
(The French Revolution)也是一本脍炙人口的名著；据说，他写这本书就快完工
时，突然家里失火，把他的原稿都烧掉了。他发奋重写，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
那本书再写了一遍。或许伟大的作品还必须包括勤劳不倦、不畏劳苦写成的著作
吧！
上面所说到的吉朋，他的文华璀璨，据他自己说，当时英国仕女的梳妆台上都摆
了他的书。
另外一位伟大的史家便是十九世纪住在瑞士巴色(Basel)的一位十分安静、与尘世
隔绝的史家。他就是在1865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的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布克哈特是德语区十九世纪
史学的异数。他与兰克大约同时，但是他不像兰克那样强调考证，也不像兰克那
样，重视宗教的力量。他的关心毋宁是人类的想像力所能创造出来的文明和艺术
之美。在这本书里，他对人性的尊严和价值作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就他的文字言
之，由於他对美有著一种执著，所以遣词用字都特别华丽引人。据说读他的书的
人常常废寝忘食，与他对人类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歌颂感到共鸣，而神往不已。
当然，布克哈特因为对艺术和文化的美有无限的爱好，因此他对人类不时会破坏
它们的那种邪恶的倾向也感到忧心。他因此反而在称赞人性的尊严之馀，对历史
感到悲观。他固然憧憬人类的自由，但也感到自由如果缺乏意志力的约束，那麽
一定会造成破坏。不管如何，文字的美在布克哈特的作品里，流露无遗。
以当代英语世界的史家言之，夏玛(Simon Schama)文字的华丽当之无愧。他出身
於英国，在剑桥大学发迹，现在转到美国发展。他的文字以艳美而高奇为特色，
用字虽然深奥，却行文流畅；一般人或许会觉得不容易读懂，但是却富有历史家
少有的那种同情感。他谈自然与风景的书好像已经翻译成为中文。他其他的作品
有如《英国史》(A History of Britain)，《富人的惭愧》(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等书也都十分引人。我不敢说他的
任何一本书是伟大的作品，但是它们都十分出色，反映了文字的重要性。
当今的美国汉学家当中，以文字取胜的以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为第一。他
写了很多书，文采出众，不在话下。他的《追寻近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文字简洁，流畅明白。但是他的作品当中最能令人感到文字的美的应当是
《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这本书。人们常说，文字带感情。史景迁
的这本书，当之无愧。
当然，《左传》，《史记》一类的书，他们的文字精彩，不在话下。只是近代中国
不太重视文字和修饰，所以我实在举不出有什麽中文的历史著作是以文字优美取
胜的。半个多世纪前，张荫麟的《中国古代史》被认为清新流畅，因此大家都说
它好。不过这本书好像现在也很少人提了。无论如何，拿它来代表一段时间的出
色的作品应该是当之无愧。不过，这里应当注意到它在史学史上的意义：张荫麟
代表的是当时的理念：不害怕使用新的文字和观念来写历史。文字是一个变动不
居的工具，学历史的人应该努力不断地对历史按照自己的了解提出新的观点，用
新的语言来表达它们。我常常说，今天我们用“社会流动”这个字眼，不会有什
麽人觉得这是什麽怪东西。但是在四十或五十年前，这样一个词是很奇突的，因
为当时大家还不习惯。其他诸如“另类”、“典□”、或甚至於“生命预期率”，
它们好像现在都已经成了中国或台湾史学界常用的字眼了。
总之，一本好的历史，文章一定优美，能自然地、流畅地而富有情感地表达出作
者本人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它不一定完全用古人或其他史家的用语，相反地，
它能不断地创新，把作者的想法在流畅而优美的文字里表达出来，吸引人去接受
作者的看法。从这个观点看来，柏杨的《中国人的历史》岂非也是一本很好的历
史著作，或甚至於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我如果答“是”，那麽一定要引起风波。
但是，在学术的自由市场里，这麽一本书已经奠定了它一定的地位。它是不是优
秀或甚至伟大的历史书，将来还有经过时间和专业史家的考验和评价，不过以目
前来说，我们也不必一定要说它是一文不值。
我在这里谈到了专业史学家。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历史学变成一种专业是十九
世纪才开始的。中国人说文史不分家，这就是说，从前的史学家基本上也是文学
家，所以他们充满了想像力，发明出皇帝和他的臣子秘密讲话的内容，用来达到
历史解释的目的。这在今天绝对是不容许的事，因为近代史学变成了一种专业，
把文史彻底分开。专业历史家反而无法让他们的想像力奔驰，这是很可惜的地
方。他们更发展出一套评定历史作品好坏的职业标准。下面就讨论什麽是专业史
学上面的优秀作品。
达成专业史家的标准
如果从专业史学的标准来看，那麽在我看来，布劳德Fernand Braudel的《地中
海与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最能合乎这标
准。这本书，使用的材料之多，可以说是空前，而且整理得有条有理，言而有物。
以文字言之，这套大书极为难读，绝对不吸引人。图表太多，根本和我们所强调
的叙述完全不合。但是它代表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完全合乎专业史家的
标准。更为重要的是他极富创造力，把以前的人所不重视的事实用十分仔细的研
究来把它们铺陈出来，从此人们就了解历史真正应该重视的不必是王公贵族的实
际，而应该重视平常人在每一天的、看似不重要、而且也好像总是不变的起居生
活。布劳德这样的识见是以前所没有人注意到的，他影响了一整代人，因此它的
新“典□”自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他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因此是伟大的作
品，当之无愧。
麦耐尔William McNeill的《疾病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代表的是一种相似
的关心。他也带有深刻的创意，把历史家对人类历史本身最基本的关心，和他所
体会到的历史变化的本质作一个非常富有想像力的交代。这本作品强调疾病与人
类历史演化之间的关系。让人们知道人对自己所生存的客观环境的控制非常的有
限。历史变化受到自然、环境、疾病的影响十分大。专业的训练和充满想像力的
眼光使得他能写出一本优秀、出色的作品。
在近代中国的史学□，钱穆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也是一本十分重要的作品。
这本书除了专家之外，很少人会注意他，但是它却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作
品，让我们可以从过去读经的狭隘眼光当中解放出来，知道中国经学的历史充满
了造假的过程，为了要取信於人，常常伪造证据，捏造或割裂经文，汉代的情形
就是如此。钱穆的书就能指出这许多的问题，把清代以来中国学者考证的结果做
一个总结。让我们今天可以站在一个更高而更为开放的立场，对中国经学发展的
早期历史有更为可靠的了解。钱穆对古代的史料掌握十分透彻，他的考证能力也
是建□在清代以来中国考证学的高峰，因此这本书是开启新典□的、影响一代人
的作品，应该当之无愧。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我认为也达成了专业史学家的境界，
而且富有创意，绝对是一本优秀的作品。我认为他的重要性要过於最近出版的《朱
熹的历史世界》。为甚麽这麽说？这是因为余英时的这本书比起他的《朱熹的历
史世界》更富有创意，後者固然是要建立一个在历史脉络里的朱熹，把朱熹当作
是一个典型的知识份子，用他的时代来衬托出他的思想，但是毕竟知识份子的努
力本来就是中国近百年来思想史的主要典□，余英时把朱熹拿来做知识份子的代
表，这当然不错，却毕竟算不得开拓一个新的方向。因此从严谨的史学的方法论
和视野来看这本论朱熹的书，可以认为它比不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
神》。
二十世纪对中国历史学言之，是一个花果飘零、令人乡愁的世纪。中国正史的传
统已经完全断绝，现在不会再有人说要写一部像二十世纪初年的《清史稿》那样
的正史了，甚至於连纪传体的著作现在也已经被彻底地扬弃。二十世纪的中国人
一般采用的史体都是属於西方传进来的散文体，以编年的纪事本末方式来写作。
就方法言之，也一定要根据一套逻辑上能站得住脚的方法论或观点。因此可以
说，如果有人用传统的观点和文体来著述，那麽他大约无法引起什麽人的注意，
更难希望得到人家的重视。但是，如果能兼传统和现代的长处，把握大量的资料，
并用系统的眼光来考量和分析这些资料所传达的信息，那麽，他一定可以写出重
要的著作。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考》、《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可以说是达
到了这样的标准。它们对唐代贵族势力的分野的阐述，以及新进士与旧世族之间
的斗争的解释发前人所未发，支配了近代中国史学观点数十年，说它们是伟大的
作品，一点也不为过。
言笔至此，想起了莫米格理雅诺(Arnaldo Momigliano)对吉朋的解释。他说吉朋
的史学方法是建□在十七世纪欧洲的通儒重视博学的理想以及十八世纪启蒙思
想重视分析的学风上面，综合两者的长处，遂使他能写出这麽一本重要的历史巨
著。陈寅恪何尝不是如此。当然，二十世纪初的罗振玉、王国维、章太炎以及陈
垣也都是能在中西学术交流刚开始的时候把握旧根底，开创新视野，而发明前人
所不及见的议论。顺便说一下，二十世纪中国还有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过去我
们在台湾加以排斥，这是很不幸的事。为了公平起见，我或许应该说郭沫若的《中
国古代社会研究》应当算是一本在台湾没有人重视的重要的、极为优秀的历史著
作吧。只是我们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伟大的著作都会在世界各地受到相等的对待
或重视的。下面我们说到後现代主义的影响时，大家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在西方，近数十年来真正可以说得上是伟大的历史作品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
布劳德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和麦耐尔的《疾病与人》以外，很难再提出其
他的著作。布劳德另外写有《资本主义与文明》三大册的巨著。这套书翻译成为
英文出版时，美国的《新闻周刊》还特地用了两页的篇幅来介绍他，盛况空前。
但是从长远的影响言之，我相信这三册书的重要性不可能超过《地中海与地中海
世界》。麦耐尔真正成名的著作其实是《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这
本书是现代化信仰达到高峰时的作品，代表了西方进步观念最後的冲刺，从今天
的观点看来，这样的书已经不能再取信於人了。但是他的《疾病与人》却替史学
研究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途径，因此这本书将会流传长久。
论者或许要问：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汤恩比 (Arnold J. Toynbee) 呢？以
目前言之，这两位史家的声誉可以说是跌到了谷底。他们因为在治学上面不太做
第一手资料的探讨和考证，只是借用别人已经研究过的成果，来阐发自己的看
法，因此许多严谨的史家都不喜欢他们，认为他们是先有一套看法，然後才把史
料套进去证明，违反了历史学最基本求真的原则。但是在我看来，由於世界局势
最近有了重大的改变，因此一定会再有人重新谈这两个人。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反省许多探讨历史本质和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著作。我认为二
十世纪最重要的、谈论历史学的写作模式的、恐怕不能不会是怀特(Hayden White)
的《形上历史学》(Metahistory，又译为《後设历史学》、《史元》)。我认为这本
书的影响至少和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样的深远。二十世纪的史学史，严格言之，是一片空白。
当然，许多学者对进步的观念提出批判，提出了各样的疑虑，再加上受到德国历
史主义的影响，於是产生了像美国的毕尔德(Charles Beard)，贝克(Carl Becker)、
意大利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以及英国的科林吾(R. G. Collingwood)一类的
史学家。他们都同声否定历史有完美或终极的答案。不过这些人的著作没有一本
比得上怀特的《形上历史学》。
从今天台湾的立场来看整个世界的历史写作，那麽，我们应当说，日本的历史界
的名著被我们完全忽视了，就好像我们不知道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
样。影响了上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十分深远的矢内原忠雄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
湾》一书，现在知道的人也很少。它作为一本伟大的著作是当之无愧的。它的重
要性乃是因为作者在当年的气氛之下，能本著基督徒的良心，勇敢地出来反对日
本发动对华战争，这是极为不容易的。他这本书在学术上以深刻的见解，有条理
而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来对帝国主义在台湾采行的剥削政策作严苛的批判。无怪
乎吸引了许多台湾的留学生，对他崇拜有加。矢内原忠雄後来因为言论不能见容
於当时的军国政府，被赶出了东京大学。战後，他回到东大复职，还当了东大的
总长。一本伟大的著作一定要建□在深厚的学术基础上面，但就他这本书言之，
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良心。近代日本史学界的著作有很多是十分重要、或甚
至於是伟大的，可惜我们知道得太少。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日本就十分深远。至
少有一个人应该在这里被提到：仁井田升。他的《唐令拾遗补》以及《中国法制
史研究》都是建□在他对马克思史学方法的彻底了解上面。它们对後代治中国法
制史学者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其右者。进一步说，这些书也都是严谨的
史学作品，代表的是最细腻的史学写作的手法，虽然将来一定会被其他更仔细的
著作超过，但是仁井田所开创的典□和途径影响了一整代的学者，因此绝对是伟
大的史家。
结论：伟大的历史作品与优秀的历史作品
现代世界的思想十分纷扰，令人觉得莫衷一是，後现代的思维更加强了这样的危
机感。十九世纪以来发展出来的史学规□已经被挑战得体无完肤，因此不仅各文
化或国家对於什麽是好的历史作品或好的史学写作的方法，看法有严重的歧异，
甚至於在一个国家□，不同的人对历史作品的评价也可以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
在这个时候来谈什麽是当前站在台湾的立场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历史作品，似乎不
切实际。十九世纪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再加上西方文明夹带它近代化的成
就，成了世界上人人都钦羡、模仿的对象，因此西方的标准就成了其他地区的标
准。历史学也是如此，西方的模式就是世界各国跟随的对象。好坏似乎还有一定
的规律可循。但是，到了後现代主义的时代，这样的标准已经被打破，造成了百
家争鸣的局面。二十世纪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作品的到现在还很难说得出来。上面
所提到的，大多是二十世纪以前的著作。我虽然试著也讨论二十世纪，但都是我
个人的见解。不过，伟大的历史作品是不会受到後现代主义的束缚的。它们终会
脱茧而出。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品，它们在作者在世的时候，往往受不到重视。
伟大的作品是人们在生命的飨宴和命运的折磨中提炼出来的，它们必须像一道文
火慢炖的佳肴，让人们细细地品尝，而慢慢地发现他们咀嚼的是天下的美食。它
们表达的一定是人们内心最深处的体验，用最生动、翔实的文字，像叹息一般，
轻盈地、述说那哀艳的故事。当然，史家驾驭文字，就必须也能把人性的尊严、
人必须活下去的意志力清楚而坚强地表现出来。这样的文字一定铿锵有力、掷地
有声，不断地震撼人心，鼓舞後人。希伯来圣经的许多历史故事，就像中国的《左
传》一样，处处表现出道德的力量、以及人在命运的折磨下所表现出来对道德信
念和人性尊严的信心。
现代历史学是大学学科□的一支，其训练往往反而妨碍学者的想象力，使得他
们创作的原动力受到了压抑。专业的史家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历史作品，但是伟大
的历史作品，其写作的灵感和技术往往不是由训练而来。除了能感受到时代的呼
唤，能忠实而细腻地表达出共同体的喜怒哀乐和灵魂深处的呼喊之外，他的作品
还必须能引领我们知道人类的前程，帮助人类规划他们往前去的走向。它一定能
经得起时间洪流的冲刷，历久而常新。这□是伟大的作品。伟大和优秀之间，毕
竟还是有一个区别的：优秀的作品很多，但是伟大的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不
是常常出现的。（2004年12月21日於台大）
台大校友双月刊42期
http://www.alum.ntu.edu.tw/read.php?num=42&sn=877
台大校友双月刊43期
http://www.alum.ntu.edu.tw/read.php?num=43&sn=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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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此遥远却转瞬现身眼前 令人措手不及而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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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书缘.世事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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