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在儒学历史上的核心问题
儒家《四书》中的《大学》一书，原来乃是《礼记》中的一篇。在宋朝理学思
想兴起以後，《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两篇，因为内容涉及心性功夫与内
圣外王的观念体系，遂被宋儒提升成为独立两书，而与《论语》、《孟子》并列成
为「四书」。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编释了《大学章句》一书，而宋朝之後的元朝，就
开始将程朱一脉的朱熹理学，订为科举取士的应试标准。其後的明清两朝，更将朱
熹学说当成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所以朱熹所编释的《大学章句》就成了中国近代
数百年间，所有科举士人都需熟读记诵之书，直至当代所刊印的多数四书读物，也
仍是以朱熹注释为解说标准。然而朱熹所编的《大学章句》，并不只注释其中义理
，还更改了其中文句的段落次序。原来《礼记》中的〈大学〉，是一篇连续长文，
朱熹更动了全文段落次序，将全文区分成为〈经〉一章与〈传〉十章。然而朱熹对
於他所注释的《大学》意涵，一直不能满意，所以在去世前还在不断检讨更动其注
释内容。《朱子语类》记述他说：
「某於《大学》用功甚多。温公作《通□》言：“臣毕生精力尽在此书”
。某於《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
「或问“《大学》解已定否？”
曰：“据某而今自谓稳矣，只恐数年後，又见不稳，这个不由自家。”」
事实上，关於《大学》文本的正确意义，从唐宋至今，已经争论了近一千年都尚未
定论。而程朱理学对於《大学》的阐释，也一直遭到许多不同学者的质疑；所以明
清两代关於《大学》的注释与争论，所累积的种种各家之言，早已造就了千百种书
籍，更别说是现代的论文研究。然而，至今儒学界对此《大学》意义的千年公案，
仍然无解，更没有一种公认合理的《大学》解释。
《大学》意义的争议核心，自唐宋以来，其根本问题就是在「格物致知」的意
义解读上。《大学》一书，因为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八条目，所以成为儒家贯通「内圣外王」之学的理论基础。然而「
格物致知」之说，唯独见於《大学》一书，却从未出现於任何先秦籍典，也未曾见
到任何先秦思想家的引用叙述。而《大学》一书除了使用「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後知至」两句，也未尝对「格物致知」作出任何解说；以致朱熹会认为《大学》
有著阙文。正因「格物致知」之说，独独见於《大学》一书，而未曾见於其他先秦
籍典，所以各家解释纷纭，各说各话，又都难以言之合理，也就造就了儒学史上的
最大观念悬案。另一方面，虽然朱熹认为《大学》乃是曾子所作，而东汉贾逵与清
代汉学家们认为乃是子思所作；但是《大学》的主要观念，却从未见到任何战国时
代的典籍加以引用。所以现代的国学研究，遂逐渐认为《大学》乃是写成於汉代，
而後编入《礼记》一书。但《大学》作者究竟是谁呢？本文将就《大学》文本内容
，考据推断其作者当为汉初大儒董仲舒，并基於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一书之思
想观念，考证出「格物致知」的正确解释。
〈二〉《大学》作者乃是汉初大儒董仲舒
《大学》作为一部「内圣外王」的体系完整之说，自有其思想上的重要性；若
是成於战国初年的曾子或子思之手，何以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皆未见引用其体系
观念？而「格物致知」一说，也从未见任何先秦学者提及！至於《大学》此文，更
是未见任何先秦学者论及！反而《大学》的体系内容，乃是融合先秦思想观念而成
：例如「诚意」来自《中庸》「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正心」来自《管子．正业》「正心在中，万物
得度。」；「修身」来自《荀子．修身》；「修身」至「平天下」的观念层次，来
自《孟子．离娄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现代学
者才会判断《大学》乃是成於汉初之时，例如民初学者傅斯年(《傅孟真先生文集》
第二册中编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页129．〈论大学之作成时代〉)就根据《
大学》内容而说：
『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可见孟子时，尚没有一种完备发育的「身、家、国、
天下」之系统哲学，孟子只是提到这个思想；换言之，这个思想在孟
子时是胎儿，而在《大学》时已是成人了。可见《孟子》在先，《大
学》在後。《大学》总是说平天下，而与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时後
，有孔子时候的平天下，「九令诸侯，一匡天下」，如齐桓、晋文之
霸业是。孟子时候，有孟子时候的平天下，所谓「以齐王」是。列国
分立时候的平天下，总是讲究天下如何定於一，姑无论是「令诸侯，
匡天下」，是以公弗扰为东周，是「以齐王」，总都是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然而《大学》之谈天下，但谈理财，既以理财为末，又痛非聚
敛之臣。理财原来只是一个治国的要务，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务
，必在天下已一之後。可见《大学》不先於秦皇。《大学》引〈秦誓
〉，秦自被东方诸侯以戎狄视之，他的掌故是难得成为东方的学问的
。《书》二十八篇出於伏生，伏生故秦博士，我总疑书中有〈秦誓〉
，是伏生做过秦博士的痕迹。这话要真，大学要後於秦代了。且《大
学》篇末大骂一阵「聚敛之臣，不如盗臣，迸之四夷，不与同中国」
等。汉初兵革纷扰，不成政治，无所谓聚敛之臣；文帝时最不会用聚
敛之臣，而景帝也不闻曾用过；直到武帝时，才大用特用，而《大学
》也就大骂特骂了。《大学》总不能先於秦，而汉初也直到武帝才用
聚敛之臣；如果《大学》是对时政而立论，那麽，这篇书或者应该作
於孔仅、桑弘羊登用之後，轮台下诏之前吧！』
；而当代学者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页15-17)也根据《礼记
》中〈大学〉与〈学记〉等篇的相关考证，而说：
『其次言《大学》。《大学》在朱子前，不明作者。朱子独认为是曾子
所作，後世颇有从其说者，但除了《大学》中有一处引用曾子云“十
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外却别无实据。甚至在六经及孔孟老庄
诸重要典籍中，连“大学”之词都未见。“大学”一词，在《礼记》
中，除《大学》本身及《王制》、《祭义》、《学记》、《乐记》之
外，还有《大戴记．保傅》中有见。另外，在《说苑．建本》中有言
此“大学之教也”，但後面谈到的内容是今《学记》中的一段，说明
此“大学”是指“太学”。可以推测，西汉饱学之士刘向虽见过《中
庸》，却不敢肯定他一定见过今本《大学》。一向严谨的朱子之所以
要说《大学》为曾子所作，除了“道统”上承续的需要外，恐难有别
的理由。要确定《大学》的作者，似无可能，只能尝试推测它成文的
大致年代。』
『另外，清人陈奎勋曾据〈王制〉推测〈学记〉的年代，亦有一定参考
价值。他认为〈王制〉略论建学之法，〈学记〉言之更详，似继〈王
制〉而作。〈王制〉为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学记〉似当出於其後。
又因〈学记〉引〈说命〉者凡三，〈说命〉为《伪古文尚书》中的一
篇，西汉初年学者未尝见古文经，则〈学记〉成文应在武帝设庠序兴
学校之後。今按《说苑．建本》引有《学记》，又刘向去世的最低年
限在成帝绥和元年，非《汉书．刘向传》所记而推论的哀帝建平元年
(即公元前６年)，刘氏领校秘书在河平中(其上限在公元前２６年)，
则〈学记〉成文当在武帝设庠序兴学校之後、刘向去世之前一百多年
间。《学记》年代既然难以断定，则《大学》亦然。』
前述两位学者由《礼记》与《大学》的内容，推断《大学》应该成於西汉武帝
亲政以後。关於《大学》应为汉代作品的学界考据，读者可以参考龚建平的《意义
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第一章〈礼记的成书年代与思想定位〉页15-17(商
务印书馆．北京．2005)，或是赵泽厚的《大学研究》第一章〈大学的作者问题〉页
1-74(台湾中华书局．台北．1972)。而赵泽厚(《大学研究》)更猜测大学作者即是
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
董仲舒乃是儒学历史上的重要学者、今文经学大师，在汉景帝时已经担任博士
，汉武帝时更因三上〈贤良策〉而导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
董仲舒传》记载：「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
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而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至今影响已达两千
馀年。然而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乃是继承并融合了先秦学术传统，而造就汉代的儒
学思想传统；他专治《春秋公羊传》，史载著有《春秋繁露》、〈天人三策〉(贤良
策)、〈士不遇赋〉等文集等。董仲舒虽然学术名望响誉当时，《史记．儒林列传》
载说其人：「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
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然而他的仕途却不顺
遂，还几乎被其他儒士所陷害至死，所以才会写出〈士不遇赋〉以抒感慨。
武帝亲政初期，招揽天下贤良，所以许多儒士都到京谋事，大多志在钻营富贵
利禄，所以就有嫉妒排挤之事。例如辕固生乃是当时齐地有名的鸿儒耆老，受征贤
良而到京城时，就被许多儒士嫉妒而加以毁谤，终而返归齐地；他在京城时就曾劝
告儒士公孙弘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公孙弘後因行事论
政，善於逢迎武帝意向，所以一直留在京城为官；而且官运亨通，由内史、御史大
夫，终而升任丞相。另一位官运亨通的儒士—主父郾—则是为求富贵功名，行事不
择手段，尚要贪污收受贿赂；当别人劝告他时，竟回答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
则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董仲舒就是与这些儒士一起受召贤良，以後就因他们排挤而遭嫉妒陷害。董仲
舒倡「天人感应」之说，本是要藉天象灾异之说以制衡君权，而他为人廉直，又不
曲意逢迎，所以并不为武帝所喜。因而三上〈贤良策〉後，虽然一些建议政策被武
帝所采纳，但他本人却先被外放出任江都相。江都易王乃是武帝之兄，骄傲好勇；
然而董仲舒的德行风□，却使易王敬重。董仲舒後来因事被贬为中大夫而回京，□
居在家时便推算天象灾异之事，写成草稿存於家中，并未上奏。主父郾来拜访董仲
舒时，看见这些草稿，出於妒忌，就偷走草稿去密奏武帝；因为草稿中有讥讽时政
之意，所以董仲舒先是遭判死刑，後又被武帝赦免。当时董仲舒与公孙弘都是研究
《春秋》的儒士，公孙弘的学术功力不如董仲舒，但公孙弘行事很会逢迎，後来官
至丞相。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处事，乃是阿谀从上，所以公孙弘也嫉恨董仲舒於
心。公孙弘为人自奉甚简，而养有许多故旧宾客；但他待人表面宽厚，其实是将忌
恨放在内心，深藏不露。一些与公孙弘不和的人，无论亲疏与否，公孙弘虽然假意
友善，後来却暗中陷害以报仇。例如主父郾贪污事迹暴发以後，武帝本来不想杀主
父郾，公孙弘当时却上奏说：「非诛偃无以谢天下」，而使主父郾全家遭到族诛而
被杀尽。当时胶西王乃是武帝之兄，非常恣情放纵，几次杀害了属下高官；公孙弘
为了要陷害董仲舒，就禀报武帝，让公孙弘去担任胶西王的相国。董仲舒担任胶西
王相国，虽然也得胶西王的善待，但因为恐怕终会获罪，所以只得称病罢官，离开
仕途，而返家专心从事教育与著述；《汉书．董仲舒传》如是记载说：「凡相两国
，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
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这些关於董仲舒、公孙弘、主父郾的事迹，可以
参阅《史记》〈儒林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公孙弘
卜式儿宽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儒林传〉。
汉武帝是在元光元年诏举贤良而进用董仲舒，而董仲舒是死於元鼎二年或元鼎
三年[锺肇鹏《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董子生卒考〉]；在这将近二十年间的後期
，正是汉武帝为了征伐匈奴，而导致军费激增，国库耗竭，以致要进用桑弘羊一类
的聚敛之臣，去设法搜括民间财富。董仲舒既然遭人陷害，而终不能从政以兼善天
下，只好退居著述讲学以独善其身，也寄望可以立言传之後世；所以公开著述了《
春秋繁露》一书，而《大学》应该是写於其後，乃是董仲舒一生儒学思想的精髓，
也流露出他对当时朝政的不满。董仲舒曾因讥讽朝政而差点就被处死，《汉书．董
仲舒传》记载说：「於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可
知董仲舒逃过一劫以後的谨言慎行；而《大学》文中既然大力批判了武帝的财经政
策，□於董仲舒有许多门生与子孙仍然在朝为官，再加上主父郾全家遭到族诛的惨
痛教训，所以为了自己家族与门生故旧的安全考量，董仲舒也就隐匿了自己的作者
身份。另有一种可能，乃是董仲舒写成《大学》以後，并未注明作者，只是私置家
内藏书之中；而待董仲舒过世之後，才被整理出来，成为不知作者的文篇，而流传
於世。以下就从《大学》内容，来论证《大学》作者乃是董仲舒。
首先简略讨论赵泽厚在《大学研究》中所发表的观点，见於其书第一章第六节
〈大学与董仲舒之关系〉。关於赵泽厚所论证的第一项〈从郑玄注大学之时间上研
究〉、第二项〈从大学之时代背景上研究〉，在前述傅斯年与龚建平两位学者之说
，已经论述更为详尽，此处就不再赘述。赵泽厚在论证第三项〈从德治思想之演变
上研究〉时，他考证了儒家经典与《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认为先秦思想的德治
内容，仅以修身为起点，未曾论及「诚意正心」；而认为乃是董仲舒创始了「诚意
正心」思想。然而先秦典籍中，《管子》已用「正心」一词，而《中庸》更是重「
诚」；所以赵泽厚此说并不完全正确。赵泽厚所论证的第四项〈大学内容与董氏思
想言论之比较〉，分为思想与言论的两类方面比较。在思想方面的观念相似度，分
为五项比较：三纲领之思想、八条目之思想、知本之思想、无讼之思想、以义为利
之思想。在言论方面的文句相似度，也比较了五处：「节南山之诗」、「琢玉」、
「此谓此之谓」、「重叠语句」、「□矩与基义」。赵泽厚的这些比较，在思想方
面较为合理，但也有一些附会之处；而在言论方面则多牵强附会，甚至有著错误。
例如在思想方面，对於《大学》「格物致知」，竟用〈贤良策一〉「孔子曰：『凤
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此句去加以
比较，实是附会太过。又如在言论方面，竟说《春秋繁露》之〈基义〉篇名意义，
乃是“以义为基准也”；再以此意义去比较《大学》的「□矩」，而认为两者含义
颇为相同。然而《春秋繁露》之〈基义〉一词，乃是指“基本义理”，用以作为论
述“阴阳相合之理”的篇名；所以赵泽厚可能是因望词生义而造成了错误解释。他
的其馀问题此处也就不再详述，以下文中论证若是用到赵泽厚《大学研究》□的正
确论证，就会标示“【赵】”以说明。
◎《大学》内容反映了董仲舒的时代经历
《大学》的主要观念体系，就在於全文前段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於至善」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段的体系论述，其
後文句都只是在解说前述的体系观念。然而《大学》最後论述「所谓平天下在治其
国者」此段，除了强调「推己及人」的「□矩之道」以外，却异常冗长而论述了用
财与用人的想法。《大学》文中对於用财与用人的论述观点，其实完全对应了董仲
舒个人的思想背景与时代经历。
董仲舒在武帝诏举贤良时所应对的〈贤良策三〉，就已经表露了《大学》「国
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思想；他说：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於下，
民安能如之哉！……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後利可
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
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
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女
红之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
，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於利，亡
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
□，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
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
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而他在《春秋繁露．度制》也说：
『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其遗秉，此有不□□，
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
羊，士不坐犬。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以此防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
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
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
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
到了董仲舒的晚年，汉武帝因为征伐匈奴及其他战事而耗尽国库，所以先是公
开出卖爵位来筹募资金，後来更进用桑弘羊、孔仅、咸阳等人去设法征收钱财。当
时所进行的更改币制与盐铁国营都引起民间的动荡不安，又订定了严苛法令，而任
用张汤等酷吏去追查官民，以致许多民众因为犯法而遭到处死或破产。这些史实可
见於《史记》〈平准书〉〈酷吏列传〉，以及《汉书》〈食货志〉〈张汤传〉〈酷
吏传〉等。而在《汉书．食货志》就述说武帝之时，乃是「外事四夷，内兴功利，
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而记载了董仲殊上书，劝谏武帝停止这些扰民的财经政
策。《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董仲舒《乞种麦限田章》，显示了他对武帝政策的
反对；其中一段他是旁敲侧击，辗转以秦朝苛政为例，而劝谏武帝说：
『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
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
并兼之路。盐铁皆归於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
以宽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然而武帝并未采纳，所以《汉书．食货志》又记述说：「仲舒死後，功费愈甚，天
下虚耗，人复相食。」。所以董仲舒既不能得意於仕途而治天下，还要眼见聚敛之
臣与奸佞之臣的专权用事，以致百姓受苦。他心中的不满与痛苦可想而知，《大学
》□正有两段关於财用的批评，正反映了董仲舒的时代经历与政治理念：第一段是
强调为政应当以德为本，而不应以财为本，而论述说：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於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
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
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则得之，
不善则失之矣。』
；第二段是强调施政不应逐利忘义，任用聚敛之臣，而论述说：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
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
；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
「畜马乘，不察於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
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
□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也。』
另一方面，董仲舒对於自己在官宦仕途上屡遭陷害，而难以为政实践政治理想
，终究不能释怀，所以晚年写了〈士不遇赋〉以抒感怀；赋中一段有言：
『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
心之忧欤，不期禄矣。皇皇匪宁，□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
不出户庭，庶无过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
。末俗以辩诈而期通，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於吾身，繇怀进
退之惟谷。彼□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为黑。目信□而言眇兮，口信
辩而言讷。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出
门则不可与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内讼兮，亦未知其所
从也。』
，正是感叹自己仕途多难，遭到诈伪排挤的辱害。而《大学》□藉用《尚书．秦誓
》所抒发的一段论述，正反映了董仲舒痛心於官场上的嫉妒排挤，而论述说：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
；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
啻若自其口出；□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
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怠也；见
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
拂人之性。□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
之。』
因此，上述《大学》两点关於用人与用财的论述内容，正符合了董仲舒的时代
背景与个人经历。
◎《大学》内容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和行文风格
董仲舒在受诏贤良时，三上《贤良策》；在担任胶西王相国时，写作《春秋繁
露》；辞官归家後，写作《士不遇赋》；而《大学》则极可能是其临终晚年的心血
之作。《大学》内容所表现的思想与观念，乃是先秦各家思想的融会，而又有许多
新创字词。这些思想与观念可以在董仲舒的公开著作中寻得端倪，显示《大学》极
有可能乃是董仲舒汇萃一生学术思想的晚年作品。以下就由《大学》所使用的字词
观念，而逐一条列，追溯比对董仲舒著作中的可能渊源，以例示其中的相关性：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
．《贤良策一》：「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
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於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
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赵】、「道者，所繇适於治之路也，
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
效也」。
．《贤良策二》：「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
教化之本原也。」。
．《贤良策三》：「陛下有明德嘉道」【赵】、「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
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
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
之外谓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春秋繁露．实性》「善如米，性
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
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
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士不遇赋》「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纷既迫而後动
兮，岂云禀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正心而归一善」对应
「止於至善」；〈同人〉象徵「亲民」；〈大有〉象徵「明明德於天下」；「明谦
光」即是对应《周易．彖传》〈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虑，虑而後能得。』
『定』：《春秋繁露．郊语》「今切以为其当与不当，可内反於心而定也。
」
『静』：《春秋繁露．通国身》「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致贤者，必
卑谦其身，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
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静心徐
察之，其言可见矣。」、《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故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
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
『安』：《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臣贤，君蒙其恩，若形体之静，而心得
以安。」、《春秋繁露．玉英》「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
；至有於性虽不安，於心虽不平，於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春秋繁露．基
义》「使人心说而安之，无使人心恐」、《春秋繁露．天道施》「目视正色，耳听
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
『虑』：《春秋繁露．天道施》「纯知轻思则虑达，节欲顺行则伦得」
『得』：《春秋繁露．立元神》「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
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休形无见影，□声无出响，虚心下士，观
来察往，谋於众贤，考求众人，得其心，遍见其情」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
．《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
道之极者也。」「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孝子之心，三
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春秋繁露．玉英》「是以春秋变一
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
．《春秋繁露．天道施》「动其本者，不知静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辞其终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
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
相悖，终始有类」
．《春秋繁露．仁义法》「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
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後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
○『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
『平天下』：《春秋繁露．楚庄王》「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
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
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
『治国』：《春秋繁露．玉英》「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春秋繁露．保
位权》「故圣人之治国也」、《春秋繁露．通国身》「治国者以积贤为道」
『齐家』：《贤良策一》「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
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
『修身』：《春秋繁露．二端》「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春秋
繁露．仁义法》「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
『正心』：《贤良策一》「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赵】、《士不遇赋》「虽矫情而获百利兮
，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
『诚意』『此谓诚於中，形於外』『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贤良
策二》「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
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於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赵】、《春秋繁露．玉杯》「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
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春秋繁露．
祭义》「君子之祭也，躬亲之，致其中心之诚」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春秋繁露．立元神》「夫为国，其化莫大於崇本；……；立辟□庠序，
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
民志，此谓知本。』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邑无狱讼则亲安」、《贤良策一》「凡以教化
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
防坏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春秋繁露．楚庄王》「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春秋繁
露．玉杯》「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凡此六
者，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於外，此之谓也。」「求诸己，谓之厚；求
诸人，谓之薄」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现今一般解释—将「自谦」解为「
自慊」—乃是错误解说。此处「自谦」乃是对应著前句「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的「毋自欺」，「毋自欺」意喻“莫作伪君子、假圣贤”，而「自谦」则是意谓
“应要谦虚自处，莫要虚伪自大而以道德骄慢於人”。)
．《春秋繁露．玉杯》「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
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而不可得革也。」、《春秋繁露．竹林》「今善善恶
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
．《春秋繁露．通国身》「欲致贤者，必卑谦其身」「谦尊自卑者，仁贤之
所事也」
．《士不遇赋》「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
○『为人君，止於仁。为人臣，止於敬。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
与国人交，止於信。』『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
也。』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传曰：『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
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
，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
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
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势之不
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所恶於上，毋以使下；所恶於下，毋以事上；所恶於前，毋以先後；所恶
於後，毋以从前；所恶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恶於左，毋以交於右』
．《春秋繁露．基义》「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
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
慎；辟，则为天下□矣。』
．《贤良策三》『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
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於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
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赵】
．《春秋繁露．山川颂》「且积土成山，无损也；成其高，无害也；成其大
，无亏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长安後世，无有去就，俨然独处，惟山之意。诗云
：『节彼南山，惟石□□；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此之谓也。」
综合以上所举例证，可知《大学》内容实是继承并发扬了《春秋繁露》与《贤
良策》中的德治思想，而且行文风格也相类似，所以《大学》必然是与董仲舒思想
有著深刻关联。《大学》文中所反映出关於用财与用人的问题意识，又显示了董仲
舒的时代背景与仕途经历。而《大学》思想体系所表现出融会先秦学说的思想深度
与学术水准，绝不是普通一般学者可以完成，因而几乎可以断定《大学》作者就是
汉初大儒董仲舒。
下面所论述「格物致知」的正确意涵，乃是经由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内容而
推得正确解释。因为「格物致知」此词，从古至今都没有正确解释；而唯一能够贴
切解释「格物致知」的汉朝古书，唯有《春秋繁露》一书，因而就可以绝对确定董
仲舒就是《大学》作者。董仲舒当年在《大学》文中没有解说「格物致知」，而在
《春秋繁露》中却写出了相关「格物致知」的内容；或许就是要留下追踪线索，以
让後人可以发现他就是《大学》作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