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世时，比丘们身披袈裟，手持著钵，四处乞食游化，只有在雨季里，才回到精舍或
固定的一处结夏安居，此时不再出外托钵。对僧人而言，“乞食”蕴涵著深远的意义
——一方面是降伏骄慢，不贪美味，毫无选择，专心修道；另一方面则是藉著乞食因
缘与居士接触，给予布施种福田、说法的机会。所以，乞食是僧人的正命，垦土掘地
、种植蔬果以致伤害生命，这是原始佛教所不许的。

「乞食的钵称为应量器；当时的出家人日中一食，因为只用一餐，吸收的量必须要足
够，所以他们的钵容量很大。」

「托钵有多种意义。随缘拜访、不分贫富，让所有人都有布施的机会。若是一开始就
遇到富有人家，给予的食物量即足够今天所食，就不再往下托钵，这就是『知量』。
若是每户供应的量不多，就要逐户乞食；但假如已向七户托钵，食物量仍不够，那就
不能再继续了；若是所乞的七家人都没有人肯给予，也要心存欢喜，知道这是因为自
己没有与他们结好缘。」

当然之後佛陀也有制戒，乞食到的食物要拿回到精舍，和大众分享之後才算完成。这
样也可以避免戒腊少，或是年幼的沙弥得不到供养影响道业的发展和修证。算是「利
和同均」的方法之一。

出家人托钵的过程是保持佛陀所赞许的圣沉默。为了给施者们的布施带来最好的回报
和真惠，出家人尽量秉持内心高度的正念与醒觉。无论在行走或等待供养时经常保持
眼垂低视，诸根收摄，守护禅修业处，不东张西望，尽可不抬头仰视施者样貌。他们
不会来到诸宅门前语笑寒喧，也不会向施者表达任何谢辞。抱著一颗悲悯的心，出家
人托钵的夙愿也是让施者有机会为自己未来的幸福耕耘，出家人在标志著的是走上门
的福田。然而，出家人恭敬与随喜地接受他人施舍後，内心会默默兼专注地祝福施者
，或者对施者散发慈心。一些出家人则会或在心里或口头上给予施者短短几句??的巴
利语祝福，祝愿那些深深寐息在他们心田的善种早日生根发芽，为他们的未来带来满
家的吉祥果。

佛教初传中土，中国沙门仍然坚守著佛陀的遗教，後来僧人逐渐放弃托钵乞食的方式
，最早可见的记录是东晋安帝义熙元年（西元405年）道恒的《释驳论》中指出当时
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知当时僧人已开始耕种了。

为什麽中国僧人无法再过乞食的生活呢？这与中国的民情及僧团在中国的发展有关。

在中国的文化里，「乞讨」是卑贱的行为，何况在普遍重视劳动的大社会，僧人乞食
，被视为「不事劳作，不事生产」，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尊敬；其次僧团人数
不断增加扩大，寺院又位处偏远，端赖托钵乞食有实质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自南北
朝以降，皇室贵族以赐田与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不再直接布施饮食；相对地，僧团
也必须自行组织生产的方式，以便自给自足。

到唐朝时，马祖大师创建丛林，百丈禅师立下清规，正式开启中国僧伽生活新型态，
僧人开始过著「昼而农、夜而禅」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身体力行的高风亮节，成为後代僧人效法的榜样，在作务中修行也成为僧人奉
行不渝的信念。

佛制僧人日中一食、过午不食，中唐以前中国僧人皆严格持午，渐渐地，也如同乞食
一般，经过时空的演变、适应而被放弃了。因为中国地理的南北幅员广阔，加上僧人
的自耕自食，劳动量大，僧人终於放弃传统的佛制，寺院正式提供晚餐，称「药石」
，药石皆吃粥，也称「晚粥」。

而禅堂禅七期间，整日皆有活动，打坐、跑香交替用功，体力耗损甚钜，所以一日用
餐达四、五次，除早粥、午饭外，下午吃午粥（点心粥），晚上八点还吃一餐，也是
吃粥或馒头，称为「放参」。

另外，还有出外求法的行脚僧，在前不著村，後不著著的因缘下，吃饭时间和食物没
有保障，不受过午不食的限制，可以说什麽时候得到食物，就什麽时候吃，不过，当
他们到禅堂挂单时，就必须随众，百丈清规附旦过堂规中，就针对云水僧这麽规定：
「一近午到，午饭随众；近晚到，晚粥随众；时过始到，补吃；晚到一宿，次日午饭
即行。」

中国僧人既不能严持过午不食戒，须用何种心态用药石呢？明朝莲池大师所著的《沙
弥律仪要略》提到「必也知违佛制，生大惭愧，念饿鬼苦，常行悲济，不多食、不美
食、不安意食」，说明了僧人用药石时须心存警惕，具足惭愧和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