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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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 上篇：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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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金耀基先生「大学之理念、性格及其问题」一文。  大学之理念，
  时报出版◎



一、现代大学之源头与原义

    大学的起源可以溯到中国的先秦，西方的希腊与罗马，但现代大学之直接源
头则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大学是中古的特殊产物，中古是宗教当阳称尊的世
纪，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向来是学术上缠讼不休的事，但没有人否认大学是中古
给後世最可称美的文化遗产。

    University  一字原无确指，与 community，college 二字通用，之後，则
成为一种特殊的基尔特 (guild)  之称谓。与英文 university 一字最接近的中
古称谓是 studium generale ，他是指「一个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地方」
，而非指「一个教授所有课程的地方」。而中古时 universitas  一字则指一群
老师宿儒 (masters)  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性基尔特而言。到了十五世纪，
studium generale  与 universitas  二字变成同义，都变成英文 university
的前身了。

    中古大学中以法国的巴黎大学，义大利的勃隆那 (Bologna)  为最早，或称
为中古大学之原型，两者皆是十二世纪出现者，其他如英国的牛津、剑桥，义大
利的萨里诺 (Salerno)，德国的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中古大学的佼佼者。中古
大学与宗教不能分，大学最早是寺院型态，之後才成为基尔特性格，并从宗教中
逐渐解放出来。就今日的大学来说，牛津与剑桥可能是最保有中古大学原趣的，
至少牛剑是从中古一脉相传下来，在七八百年无数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了其古典的
性格的。

    中古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十四世纪欧洲在学
问上有其一统性，他有一共通的语言（拉丁语），共通的宗教（基督教），教师
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从勃隆那到巴黎，从巴黎到牛津，在同一的上帝世
界里，甲大学的学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国乙大学学者的款待，论共通的书，谈共
通的问题，宾至如归。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後来因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
裂而解体，直到十九世纪末时才又渐渐得到复苏，至二十世纪则又蔚为风气。现
代大学的「超国界」性格的基础则不在共同的语言或宗教，而在科学的思想，而
在共认的知识性格，此所以现代大学之间常有学术会议、交换计画等等。



二、大学的理想与性格

    大学的理想和性格几个世纪来以发生许多的变化。第一本给大学系统性地刻
画一个明确的图像的重要专著也许是十九世纪（一八五二）的牛津学者纽曼 (
John H. Cardinal Newman ) 的「大学的理念」(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
。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 ( liberal education )  ，培育绅士的地
方。（虽然他也认为大学可以训练职业人才），他以为大学之目的再「传授」学
问而不在「发展」知识。他说：「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的与哲学的发明，那麽
，我看不出为什麽大学应该有学生」。纽曼之书为论大学之经点。他心中大学所
应培育之绅士乃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识见之文化人，此一教育理想影响英国教育甚
钜，亦是十九世纪牛津、剑桥之教育蕲向。简言之，纽曼之大学理想著重在对古
典文化传统之保持，教育之目的则在对一种特殊型态之人的「性格之模铸」 (
character formation ) 。纽曼的大学之理念显然是「教学的机构」，是培育「
人才」的机构。这个理念也许是古典大学遗留给今日大学教育最重要的遗产。

    十九世纪末时，大学的性格开始巨大的形变。这一改变使於德国。德国大学
亦由中古一脉相传而来，唯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时，在洪博德 ( Von Humboldt )
及阿尔托夫 ( Althoff )  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学首先旧瓶装新酒，彻底改制
，摆脱中古的学术传统，标举大学的新理念。他们大学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
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重事於「创造性的学问」。每个学生则如
Helmboltz 所说，应该至少再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庙」上置放一块砖石。这种大
学的理念与纽曼所怀抱者迥然不同，因为他所重者在「发展」知识而不在「传授
」知识。当然，大学仍把「教学」看做是重要的功能之一。德国这种大学的新理
念逐渐影响到欧洲各国，并对美国大学发生根本性的冲激。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
培之改革北京大学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在二十世纪初，德国确成为世界大
学的耶鲁撒冷。

    德国大学的新理念，在美国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 ( A. Flexner ) 的「大
学」( Universities )  一书中获得系统性的阐扬。佛兰斯那的「大学」一书成
於一九三０年，已被公认唯一部论大学的现代经点。他再该书第一篇旧标举出「
现代大学的理念」( The Idea of a Modern University ) 。他特别强调「现代
大学」，以别於早他七十几年的纽曼之「大学」。佛兰斯那肯定「研究」对大学
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但他却给「教学」以同样重要
的地位。他指出：「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也即大学之目的不只在
创发知识，也在培育人才。佛兰斯那对大学有一整套的看法，他以为大学必须是
一「有机体□v( organism )。他赞成大学应该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
及「美艺世界」的种种知识，但他反对大学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
业训练 ( vocational training )  之课程，他也反对大学无限的扩大以破坏它
的有机性，他更极力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社」( service station ) 。他
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徵」，但他不以为大学应该随社会的风尚、喜恶而乱
转，他并不以为大学应该是「象牙塔」，但他强调大学应严肃地批判地把持一些
长久的价值意识。

    论大学理念的书与文，不知凡几，但德国哲人耶士培 ( Karl Jaspers ) 的
「大学理念」(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  一书却值得特别一提。耶士培
此书成於希特勒统治崩解，德国大败，德大学受创极深之际。他以哲人之智慧，
筹思人类学术的路向，发挥大学之理念。耶士培以大学之使命只在忠诚於真理之
探询。在他，大学乃是一师生聚合以追探真理为鹄的之社会而已。他认为大学乃
为对知识有热情之人而设。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
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三者不可分，分则必归於衰
退。耶士培特别强调大学是一「知识性的社会」( intellectual community )，
也以此特别强调学术自由与容忍的重要。同时，他也肯定大学教育之目的在模铸
整全的人。这就是他所以主张在教学与研究之外，大学更应措意於创造性之文化
情调。从理想上说，师生之间应该有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耶士培重视大学之尊严
与独立性，以大学为「国中之一国」，但他不以为大学可遗世孤立，故他极力主
张把「技术」( technology )  引进大学，并以为技术在大学应占一中心位置。
【许多古典大学如牛津、剑桥都以技术不登大雅之堂，而长久以来均加以拒斥。
但目前则已有变。就此点言，剑桥的艾雪培 ( E. Ashby ) 爵士可说是耶士培的
同道，艾雪培且高唱出「技术人文主义」的理论。】耶士陪相信组织的整全性，
他认为了解事物现象之整全性是人之求知欲的锁钥。但知识之发展却不能不靠分
工，知识的深度尤不能不依赖学术的专精。事实上，学问上分为院系可以追索到
中古大学。耶士培不反对学术之专门化，但他强调知识应该有一整全的存在。大
学应该是一有机的整体，在中古大学，这种整全性与有机性是存在的，但他以为
今日的大学都成为一组无所关连的学科的聚合，并没有整全的有机性。当然，我
们不能回到中古，但现代不断膨胀的知识与研究又应如何在大学中加以整合呢？
关於这一点耶士培与佛兰斯纳一样，都提出了很多的理念，很好的问题，但却并
没有真正有利的答案。

    自二次大战之後，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地都有蓬勃的发展。而在美国尤其获得
快速与惊人的成长。在一八七六年前，美国只有书院 ( college )，还谈不上有
真正的大学，而此後在吉尔曼 ( Gilman ) 与爱略特 ( C. Eliot ) 等人的改革
发展下，步德国大学的後尘，才一步步提高大学的水准。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大
学不但在量上言为举世之冠，在质上言，其一流学府，如哈佛、柏克莱、芝加哥
、耶鲁等较之欧洲任何大学亦毫不逊色且或更有过之。时至今日，论者几莫不以
美国为当代大学之重镇。美国大学之发展自与其国力交光互影，彼此影响著。讲
美国大学，当然须知其品流参差，但我们所应注意者则是那具有领导性地位的大
学，看看他们的理念与性格。就我所知，对美国大学之发展有极深了解而能掌握
其精神面貌的是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 ( Clark Kerr ) 。克尔的「大学之功能」
(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  一书，其论点与见解极多挑激性，是了解当
代大学不可不读之书。美国的先进大学，一方面承续德国大学重研究之传统，一
方面也承继英国大学重教学之传统。我们可说，美国的研究院采德国模式，大学
部则多少受英国影响。但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
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
代，大学已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由於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依
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 knowledge industry )  之重地。学术与
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
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

    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
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
法做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著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
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
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
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於传统的
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
的组织以不止限於学院 ( faculty )，书院 ( college )，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
心、出版社、交换计画中心……它的活动以不止限於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
谘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画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
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不相同。这
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佛兰斯纳、耶士培的
构想也炯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佛兰斯纳心目中
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克尔对
美国大学的巨变虽然认为不是没有问题，但他显然是乐观而正面地加以肯定。他
同意哥顿 ( D. S. Gordon ) 所说真正的美国大学，还在未来。但他肯定今日的
美国大学将成为世界各大学的模型。克尔给今日美国大学一个新的称呼，即
multiversity（勉译为「综集大学」）。因为它的性格已不是 university 一字
所能表达了。克尔的 multiversity 一词确是神来之笔，因为他的确很象徵化地
表显了当代大学的性格。诚如他所说，今日大学不再是佛兰斯纳所说的「有机体
」，不再具有统一性，而毋宁是一多元体，并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他老老实实地
说，multiversity  不是一个和谐合调的组织，他也不是一个「社会」（如耶陪
所说的大学是一「知识性的社会」），而是许多个不同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多
种目的之多元性社会。在此，我们先不必对克尔的「综集大学」的概念加以批评
，但要指出，克尔的确很有利而生动地描绘了当代美国居领导地位之大学的性格
与动向。事实上，他并没有太夸张，美国这种大学的理念与性格确已越来越为其
他国家的大学有意或无意地视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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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 下篇：对大学一些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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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金耀基先生「大学之理念、性格及其问题」一文。  大学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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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篇，我们已做了一些对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的论述。这些看法只是
比较有代表性的，当然不能说没有其它的看法。事实上，「什麽才是一真正大学
？」并非容易有一绝对的答案，且常是争论不休的。同时，我们要知道，大学不
是存在於社会的真空的，他是大社会的一个组成。因此，大学的理念与性格不是
长久不变的，它不能不因社会之变而有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大学在
教育民主化及知识爆炸的刺激下，大大发展，但大学，特别是克尔的「综集大学
」，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甚至可虑的危机。在这一篇里，我将提出今日大学所面
临的一些共同问题与挑战，以供大家思索与探讨。



一、专精与通博

    大学教育，自古分科，孔门之学即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南朝宋
文帝将大学分为「玄」、「儒」、「文」、「史」四学。西方中古大学亦分文法
、修词及逻辑三科，或算数、几何、音乐及天文四科，学术需专攻，应是无可置
疑的。但今日学术专门化越来越烈，越来越细，不止发生施诺 ( C. P. Snow )
所说两个文化之对垒问题，且是「多种文化之相隔」之问题，不止发生「隔行如
隔山」现象，即使同行之学者亦往往无法沟通其所见所学。「道术分裂」一致於
此，学术之深度固然加增，但见木不见林，知识之整全性之掌握则戛戛乎难了。
诚然，专业化是学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怀海德 ( Whitehead )  且说：「我确
信在教育中，你排除专精 ( specialism ) ，则你摧毁了生命。」今日知识上的
许多突破显然与专业化有关，而就大学教育来说，一定程度的分科也是必要的，
至於社会之职业结构越来越需专门知识的情形下，学生专修一科一系也势必要的
，但大学教育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之士。一个大学生应该对人类知识文化
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赏与把握，同时，他应
该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一种对真理、对善、对美等价值之执著的心
态。世界大学莫不对於学科综合的问题视为知识学上及教育上的重大挑战。在知
识学上如何建立耶士培所说之一有机的整体，煞非易事，即就人文学与科学之整
合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集各种学术而治为一炉？至於教育上则历来莫不在专精
与通博上求统合、求平衡，而其方法则有多种：牛津之 Modern Greats  合政治
学、哲学、经济学而治之是一途；英基尔大学 ( University of Keele )  之将
第一年定为「基础年」( Foundation year ) ，旨在探讨西欧文明之背景、遗产
、成就及其问题是另一途；通过科际整合之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又是一途。至於美国之博雅教育 ( liberal arts education ) 及通识教育
( general education ) 更是最普遍典型的途径。香港中文大学除由大学提供专
科教学外，又由书院提供通识教育亦可说是一条值得走的道路。但专精与通博的
平衡之路仍然值得不断探询的！



二、教学与研究

    今日主要的大学莫不承认大学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而已，他更负有
培根所倡的「发展知识的任务」。德国大学首先标举研究之重要，确使大学之学
术性格更见精纯。而今日美国许多大学则越来越重研究，所谓「出版或死亡」
( publish or perish ) 且□假成为教师升迁及实授与否的唯一标准。不研究、
不出版在美国主要大学中是无立足之地的。不能否认，大学之重研究与出版具有
提高学术水准的功能，不过把研究与出版提升到最重要，甚至是唯一衡量教师成
就的标准时，则不能不说无其偏弊。其弊端之一显然是把教学的重要性压低了。
由於研究之受到如此重视，许多教授的精神时间都泰半投入到研究中去，相对之
下，教学，特别是大学本科教学，是居次要地位了。师生之疏离故因而日渐严重
，即教师之认同亦字其所属之大学而移转到支持其研究经费的基金会，公司或政
府身上。在此情形下，大学不过是一传社，而大学之为一「学人之社会」之理念
亦因而受到伤害。关於教学与研究之关系，究为相辅相成，抑是相克相抵，常为
学者辩争之论提。我们以为研究与教学在一适当平衡安排下，研究不但不与教学
相克，而且相辅相成，因为教师只有通过研究才能使其教学更有内容，更有创造
性之发挥；同时，也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其研究更有生命，更有心灵上之冲激。
若过份偏於教学，则大学较之中学实无大别。反之，若过份偏於研究，则大学将
成为研究中心，而实无保留大学之名的必要。但我们应如何对教学研究取得一适
当的平衡呢？



三、学术的独立自由

    中古以来，大学求独立自由，经过无数的奋斗与努力，它们向教会争自由，
向皇室争自由，向一切世俗的权势争自由。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可说是一部争
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大学之学术独立自由是不可视为当然的，是相当脆弱的。
德国大学有很高的独立自由，但希特勒当政时即彻底摧毁了大学的独立自由，而
一切极权国家亦根本不承认大学之独立自由。此耶士培所以在他的「大学的理念
」大著中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他以为大学必须具有「知识
上自由的交流」。诚然，不如此，则学术窒息，知识堕落，大学成为社会政治的
附件，大学也不成为大学了。民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位大学独立自
主的信仰与守护者。他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又说：「我素信学术上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
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它们并存
，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之馀地。」他相信「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
为大也」。一位曾在北大受教育的学者洪炎秋先生说：「北大的好，就好在它的
师生，大都带有狂狷的倾向，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就是所谓的
『独立自由的精神』的意思」。英哲罗素认为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免於有争论性
的意见，也不能避免与当代有关的问题，在学校中即使有政治性的宣传也不足危
害，但真正足害於教育者是「单面的宣传」，是一种声音，一种独断的声音。的
的确确，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应该是大学的「最高的原则」，只有在这个原则的坚
持与维护下，大学才能致力於真理的探索，才能在辩难析理的过程中将错误、独
断的假知识减至最低程度，而有可能一砖一石的建立起「知识的金庙」来。



四、知识与德性

    大学之目的之一在培养人才，殆为不争之论。虽然培养什麽样的人才常因国
家文化之别而有异，牛津剑桥於十九世纪在培育文化型的绅士与行政人才；美国
的博雅书院 ( liberal arts college ) 在培育民主社会之公民；苏联的大学则
在训练技术人才（此虽与马克斯之反职业的想法相异）不一而足。从大学的发展
史来看，大学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而在工业化的
社会中，高等教育已被看做是一种「人力投资」，大学更成为「知识工厂」，旨
在训练社会各业的「人力」。关於这一点，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士 ( R. Hut-
chins ) 是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不在训练「人力」( manpower
) ，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 manhood ) 。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大学教育是否
应该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德性之重要我想是无人会怀疑的，德性
之重视可说是自古以来中西教育所同然的。中国向来把「尊德性」与「道问学」
并提。钱宾四先生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他说：

    「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一人。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作人
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
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
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
问』即属此系统」。

    中国之学问最重第一系统，及『人统』。大学中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即是此意。当然，如钱先生所示，中国的宋儒，对第二
系统、第三系统亦甚重视，而清儒则对第三系统更见著力。不过，比较起来说，
西方现代大学之理念最重第三系统，即知识学统，此纽曼即以大学之任务是「知
识性，而非道德性」的。不过，西方早期宗教气质浓厚的大学也是重视第一系统
的，亦即重「做人」系统的，譬如一百年前剑桥的克莱亚书院的学生，他必须完
全符合英国教会的教条，否则就不能毕业。今天，在原则上，任何大学都不会否
认「德性」之紧要，但在实行上，则什麽是聘请教师或招收学生必备的德性条件
，却非易决定。我们常听说「高尚的情操」，「尊贵的人格」，「正当的行为」
这些话。但在一个急遽变迁而多元性的社会中，要绝对界定这些德性的要求，则
是难之又难的。以此，我们看到世界大学对教师与学生的行为有越来越自由放任
的倾向。

    谈到道德的绝对性，法国生物学家蒙诺 ( Jacques Monod )  相信，只有「
科学方法」才是人类道德唯一的□典。其他道德则皆不足恃。蒙诺的「科学方法
」主要是指对真理追求之真诚不欺。无疑的，蒙诺的答案是不周全的，不过，它
的说法也非无价值。事实上，一个人对真理与知识有绝对真诚乃至进入宗教感时
，则真正达到言行一致，表里无违的田地，这当然是一种德性。能够尊重客观证
据，一以理性为导引之人，必不会「曲学阿世」，曲学阿世是学界之贼，自不应
立足於大学。西方大学以「学术真诚」做为学者人格的标准，〔施诺 ( C. P.
snow )  的「大件事」( The Affair )  一小说中对此描写甚好。〕同时，以「
学术欺骗」( academic dishonesty ) ，如抄袭、舞弊，为大学生之德性的大缺
点，非无道理。但蒙诺以「科学方法」为道德□典之说显然较偏於知识世界，较
偏於「真」的领域，而於人事世界，於「善」与「美」的领域则较难适用。但如
前所说，一般德性又难於建立一共认的标准，以此，剑桥的艾雪培乃老老实实地
主张，与其空谈一些无法真正有拘束力的道德口号，不如承认教育是一种职业，
建立一套职业的伦理规则 ( ethic code ) 以为遵守。他所提出的是教师应立一
Hippocratic Oath（古时行医者所发的誓约）。教师「誓约」之约束教师对学生
之责任，犹之乎医生之对病人然。艾雪培的提议是很严肃的，但他提出的教师誓
约的内容却还是不够清楚，且是偏近於知识的真诚的信守方面，这对於中外大学
传统上所要求的德性一点还是不足的。特别是如何发展大学生的「德育」上还需
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五、书院的文化生活与品性之培养

    在第一义及最後义上，大学应该是一研究学问、追探真理的地方。但我同意
耶士培的说法，大学在研究与教学之外，尚应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实际上
，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有意无意地都在培育一种文化生
活。牛津、剑桥固以此闻名於世，即使哈佛、耶鲁、海德堡、东京帝大，以及过
去的北大等，亦无不在知性生活之外，尚有其丰富的文化的生活。文化生活常决
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文化生活简单的说就是生活的有文化。
我这里所用「文化」一词非文化人类学所指的文化，而是指一种有文学气质、有
人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生活里，华贵而不可有铜钱臭，
俭□清素而不可「辣挞」无理数。纽曼也许是对的，「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
但一间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麽
这间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大学的文化生活之形成，靠多种不同的力量，但老少学者居席一堂，朝夕切
磋，显然是有利的因素之一。牛剑之书院生活是典型的例子，哈佛罗威尔 (Lo-
well )  所倡的「屋舍制」 ( House System ) 则是循牛剑的轨迹，纽曼说：

    「假使给我两个大学，一个没有住院生活和导师制度，而只凭考试授予学位
的，一个是没有教授和考试，而只聚集著几辈少年，过三四个年头的学院生活的
。假使要我选择其一，我毫不犹豫地选後者」。

    今日的大学，如前所述，已经渐渐成为克尔所描写的「综集大学」，那是一
个庞大复杂的多元化「城市」。在一个几万，乃至超过十万人的大学，的确更能
有网罗师资，发展研究的能力，但要想出现一个有整体性的有机性之文化生活是
不可能的。求大求新已是今日大学有力的趋势，这对教学，对师生之关系所造成
的坏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其实，就是克尔本人也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
他认为，「在大学越来越大之际，如何使大学看来小一些」是一挑战性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提牛津经济学者舒美克 ( E. F. Schumacher ) 的「小是
美丽的」( small is beautiful, London: Abacus 1974 ) 这本风行一时的书。
他承认巨型组织在今後是少不了的，而最根本的任务是「在大组织中获求精小」
。赫钦士也认为今日大学之为一科层组织 ( bureaucracy )  殆不能免，但如何
一方面保有其「大」的好处，一方面能维持一个「小」的□围而使师生多相接触
则为上策。他的构想是把大学转为许多小型书院的联合体。当然这就是牛津、剑
桥的模型，也是佛兰斯纳大家赞美的模型，今日中文大学亦可说是依此而组织的
。今日书院当然以不能小到如诗人米尔顿 ( J. Milton )  论教育中所讲的以一
百五十人为度了（剑桥小的书院仍如此，但大的书院则亦逾千人了），但书院的
规模毕竟对师生之接触还能提供一个较亲切的环境。

    我以为规模较小的书院，在师生经常接触的基础上，提供较多的机会，使不
同专长的教师间有对话，使师生间有对话，使不同学科的同学间有对话，这种对
话是经常的，是较不拘形式的，也因此自然会形成一种知识性、社群性与文化性
的沟通，这不但有更多的可能性使书院成为一有机的「学人社会」，且有更多的
可能性帮助学生发展其「德育」。我这里所谓之「德育」是指学生的「品性之养
成」，而不是指一种狭隘或独断的政治上或宗教上一派一宗的思想或教条的洗礼
。

    近代哲人布勃 ( Martin Buber ) 对教育的看法是与中国的传统比较相契的
，他说：「真正配称为教育的，主要地是品性的教育 (education of character
) 」。而如何协助年轻人养成其品性则是教育者最大之任务。无可置疑，品性教
育之成功不能靠「说教」，而必须靠「身教」，这只有再一个心灵与一个心灵真
诚相遇时，才能彼此发生感染力。在道德教育上，教师对学生最有益的帮助不在
抽象的不关痛养的说理，而在如何切己相关的提出他的感受与判断。布勃说：「
笼统地口授什麽是善，什麽是恶，不是他（教师）的责任。他的责任是回答具体
的问题，回答在一特定的情境下什麽是对的，什麽是错的问题，这，我说过，只
有在一种有信赖的气氛下才能发生。」

    大学生不是中学生，大学对他（她）不再、也不应提供褓姆式的照顾，他应
该也必然会自我寻求生命之意义和人生之目标。在最後的意义上说，人之成长（
包括自我形象与自我认同之形成）是要靠他（她）自己的。人是不能永远没有孤
独的时刻的，人需要孤独以创造思想，以体认人生，但人之为人，人之成长需要
靠头脑与头脑，心灵与心灵之相遇和对话。一个书院之可贵就在於许多头脑，许
多心灵可以不时的相遇和对话。就在这种不经心的，习以为常的师生之接触下，
假如年轻人能够对伟大的重要的价值有所体悟，有所执著，那麽他（她）的优异
的品性就在不知不觉间发展出来了。我十分欣赏怀海德 ( A. Whitehead ) 所说
：「除开对伟大的事物有自自然然的洞察力 ( habitual vision of greatness
) 之外，道德教育是无可能的」一句话。这也可以说唯能见乎大，立乎大，然後
才能有狂有狷，才能有格调 ( style, 怀海德所用字) ，也才不会沉耽於追逐短
暂与微细的事物。书院的理念，诚如邱白勒 ( E. Trueblood ) 所说，是为年轻
人「提供一个可以获得整个生命的最大可能的快速成长的情境」。



六、象牙塔与服务站

    古时大学或书院大约都好建造於深山白云之乡，以期远离尘俗，即使座落在
大都名城亦是高门危墙，自成一天地。牛津、剑桥的一个个书院，其门墙之内外
，有如两个世界。昔时确系以高门危墙象徵灵俗两界之隔。中古时候，大学有所
谓「学袍」( Gown )  与「市镇」( Town )  之争斗，学袍者象徵学府，市镇者
指社会之权力。大学与社会似乎始终存在著一距离。而大学亦给人一种崖岸自高
，遗世独立的感觉，我不知从几时开始大学有被称为「象牙之塔」者。所谓象牙
之塔，其义与丁尼生所倡「艺术之宫」一词同（此指为艺术而艺术，无视社会痛
苦而言），大约指大学只为知识而知识，并不关心大学外面的民生社会之问题。
如大学之被称为象牙塔确系指其「为知识而知识」而言，则历来许多伟大的大学
确是「象牙塔」。而许多论大学之理念如耶士培者，亦均认为大学应只以追求真
理为鹄的，且不管其对社会之影响为如何。持此种看法者，都认为唯如此，学术
始得发展，真理始能渐现，而知识之金庙始能建立，而大学队一时一地虽或无贡
献，但持之恒久，必能增进人类之智慧与社会之福祉。在某个意义上说，大学之
为象牙塔的确有些知识的贵族感，也的确有意地在与社会保有一心智上的距离，
而大学亦以此而自成为一独立的「学人之社会」。但到了现代，教育在民主化、
平民化与社会化的意理冲激与压力下，大学的「象牙塔」形象已成为批评讥讽的
对象，大学的大门已经不能不向大社会敞开，大学已被迫或自动地对社会提供实
用而逼切的「知识」，以作为其存在之合法性的基础。自二次大战之後，大学与
社会的结合更进一步。至於在「综集大学」的理念下，则大学与社会已结成一片
，大学已不再是一独立的「学人之社会」，而成为大社会知识工业的精神中枢。
今日，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了。社会要什麽，
大学就给什麽；政府要什麽，大学就给什麽；市场要什麽，大学就给什麽。大学
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大学与外界间的一道有形或无形之
墙已经撤销了。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一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
的知识的工厂，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静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诚如芝加哥
大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娄 ( S. Bellow )  所说，大学已不比「时代杂志」
更多一些「象牙塔」的情调了，大学像任何地方一样，也似乎出现了他所说的「
大喧闹」( great noise ) 。他认为「大喧闹」是「诗」的大敌，我们也可说「
大喧闹」是教育与学术的大敌。

    现在很少人再为大学是「象牙塔」的理念辩护，但却有无数的人为大学是「
服务站」的理念而倡导。「服务站」的理念是很吸引人的，它的确为大学带来财
富与支持，同时，又有谁能说「服务」不是一高贵的念头？但是，我们确也听到
一些少数但却是清亮的声音。佛兰纳就反对服务站的观念，赫钦士就反对服务站
的观念！

    我们以为大学之为「象牙塔」的理念是值得检讨，但却不是毫无价值的。我
同意怀海德所说：「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与少壮以从事创造性之学习，而
谋求知识与生命热情的融合」，大学学者与学生不能箫然物外，对社会无萦念，
对生命无热情。但假如急急於走出「象牙塔」，则不啻放弃了大学之为学习与创
建知识的目标。大学之对社会保有一距离是有必须的，此一距离是维持一观照反
省的智慧之客观条件。「象牙塔」如果是，并仅是指此，则「象牙塔」的风格正
应保持与维护。同样的，我们以为大学之为「服务站」的理念也应该严肃的检讨
。「服务人生」是教育的高贵目标，但怎样服务？如何服务？何时服务？为谁服
务？这些问题都必须解答。大学是社会的一个组成，如果大学的特殊知识可对社
会有所贡献，并不影响其独立的性格，自应提供「服务」。但如只为政治的，或
宗教的一宗一派的需要，而放弃其独立自主，则大学不啻成为政治或其他团体的
附属品。这当然与大学之为大学的精神是相违背的。总之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
却应该有它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於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
会风向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徵」，他应该反应一个时代之精神
，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